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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和她的小女儿。我母亲在世时，她们是好朋友，她的小女儿和我相差一个月出生，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死亡的阴影已经盘旋在这个老人的身体上。我知道，下次回来，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再也听不到她讲我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了。＇2012年2月4日晚，建昆婶因食道癌于梁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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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红伟家门口，围坐在茶桌旁的那几个哥、叔伯辈的人，正压低嗓子，神情紧张、意趣盎然地谈着什么事情。这是真正的闲话时刻，重大新闻正在形成。这是梁庄每天午休时间、傍晚时分或打牌聊天时的必修课。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梁庄（4）
一个村庄里的闲话意味着什么？“闲”，从词源学上讲，原指“木栏的遮拦物”，逐渐引申为道德和法度的规范，《论语·子张》云：“大德不逾闲。”“闲”加上“话”即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背后对别人的批评、议论”。从社会学上讲，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闲话”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具有限制力和约束力，通过闲话，共同体中成员的道德边界被不断加强、界定并得以维持。对于一个村庄而言，闲话就是村庄人际关系、社会存在的监控网络，对村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人们可能会考虑到闲话的道德评价而去修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对于在一个村庄里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人，“闲话”是制造舆论进而影响其他村民的基本方式。＇参考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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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他们正在议论兴哥不认弟弟尸体的事情。
“要不是为了那1750元，兴哥会恁不像话，连亲兄弟也不认了？”
“还不是为那个老女人？一看就不是正经和他过日子的，来了连个门都不出，到兴那儿串个门，连个招呼都不打。”
“说的可是，还是亲兄弟呢！不过话又拐回来说，要真是认了，军哥的地就要收了，那这赔偿钱该归谁？”
“归谁？那还用说，反正兴哥是使不上。再说，那可不是一亩地的事儿！”
“一亩地？十亩地，二十亩也不拉倒！人家南水北调是按整块算的，咱们是按户头算的，多出多少地？你敢算一下，光从坟园到公路上那段路能多出来多少地？”
“也够他们忙的，得编多少假户口。”
“那凭啥？应该是全村人的地，全村人的钱，凭啥他们几个占了？说是南水北调，大工程，谁占住光了？还不是他支书一个人买的搅拌车、粉碎机可以去，平头百姓谁占住光了？”
兴哥不认弟弟尸体这件事本身有悖人伦道德，固然会被村庄的人议论，然而，当有更重要、更切己的利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一闲话立马就有了新的所属。这涉及南水北调工程占梁庄土地并赔偿的问题。军哥事件在以新的角度展开。这新的闲话正在以密谋的方式使梁庄充满了躁动。
如果军哥不死，就应该有一亩地。军哥长期流浪，这一亩地实际上为兴哥拥有，是兴哥的重要收入补贴。这里面还牵涉到兴哥的一件不光彩事。前几年，一个“老女人”（梁庄人的说法）和兴哥住到了一块儿，那个女人时来时去，来的时候钻在兴哥的屋子，从来不与梁庄人打交道，但兴哥的伙食在那段时间就要好多了。梁庄人一见兴哥去吴镇割肉买菜，就会意味深长地相互看几眼。兴哥花销大了，一人地两人吃，当然不够，他需要弟弟这一亩地。现在，他更不能放弃这一亩地，因为南水北调工程就占住了军哥的地。政策已经确定下来，梁庄占地，按一亩一年1750元的标准赔偿农户。一亩1750元，不用种地，不用担心旱涝歉收，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了。所以，军哥不能死，兴哥也不能认。
南水北调占梁庄多少土地，由国家丈量，占多少赔多少，每户农民都设一个账户，钱直接打到农民账户里，防止截留。这清清楚楚，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占地面积是整体测量的，按整体面积赔偿，而梁庄分到村民的地是一块一块的，路、沟、渠，角角落落，属于村庄的公共空间，没有分给具体哪一位村民。这样，当土地被整体测量使用时，就会多出来一些面积。已经有人作出了大致估算，这部分公共面积估计有50亩，一亩地1750元，那就是八万余元。这八万余元归谁所有？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梁庄（5）
此后的十几天时间，我每到一家，只要坐那么一下午，无论谈论的是任何话题，最后，都会归结到这件事上。首先是怀疑，对一亩地1750元能否顺利到手非常质疑，进而愤怒地说到多出的公共面积和多出的钱。其实到底多出多少，谁也搞不清楚，彼此算出的面积差距也很大。话题由此展开，说到村庄里的其他事情，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
离开梁庄
夏天的村庄中午，总是有着地老天荒的安静。热气蒸腾之中，所有的生物都收声噤口，疲乏愚钝。
沿着梁庄的新公路，走过两边密集的新房子，走过梁庄小学，走过老煤场，走过王家胜娃的石灰砖厂，再走过一大片绵延的绿色烟叶地，一条直直的、平整的、向远方无限延伸而去的开阔地，突然从茂盛的庄稼地里开出，呈现在大地的中心。它如此宽阔，以至于一眼望过去，两边的村庄房屋和庄稼都显得非常遥远和矮小。那惊人的宽阔充满着神秘的威力和不可思议的创造力，把大地、植物、时间和空间都逼得狭小且短暂，显示出一个庞大国度的浩然之气。举世瞩目的、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调水工程”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横穿湍水，跨过梁庄，向大陆腹地延伸而去。
但是，在村庄内部，连续的暴雨肆虐地冲刷着房屋、地基、路、树木、杂草和庄稼，一切都处于无序之中。最明显的就是村庄内部道路的损伤和混乱。新房在不断建起，路却越来越难找。从公路进梁庄的主路根本无法辨认，道路已经被两旁的杂草完全遮蔽。我家老屋的左边原来是一条直路，可以通往村后的庄稼地和韩家，现在，也都被周边各家的新房所分割，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的一条缝儿。
老老支书兴隆家的院子半边已经坍塌，看到我路过，坐在院中树下乘凉的老老支书站了起来，大眼一瞪，喊我：“小清过来坐啊！”旁边的大奶奶扶着拐杖，也艰难地站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神情，吓了一跳。她的整张脸都垮了下来，就好像里面的骨头挂不住外面的肉，五官完全错位。她的嘴巴嚅动着，呜咽着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整个眼珠都散了，看起来很恐怖。我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得要窒息，急急地逃跑了。老老支书仍然声如洪钟，在我们身后喊着：“再来玩啊。”
村东坑塘中间的那条大路地基已经塌陷，一边低一边高。坑塘旁边丰定家门口停着一辆拖拉机，一个轮子几乎悬在了坑塘的边沿上。如果单看路的现状，你无法明白他是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开进来的。
丰定和老婆去年从中山市回来，买了拖拉机和旋耕耙，挣钱养家，打算不再出门。我好奇地问起他的拖拉机是怎么开进来的，他即刻骂起来，说有钱的在公路边盖房子，车想咋放咋放，村里的路越来越没人管。这段路是他和哥哥、父亲自己拉石子垫的，勉强把车开了进来。几场暴雨之后，路又塌了，他还得再垫路。丰定一直想在公路旁找新的宅基地，想盖新房。但是，村委会怎么也不给他批地。
找丰定，除了想听听他的打工史，想了解他为什么要回来之外，主要还是想通过他找一找在广州一带打工的梁庄人。梁庄在南方打工的人几乎都是他们兄弟两人带出去的。他知道好几个人的电话，当即打了过去，只联系到其中三个，另外两个手机已经停掉。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梁庄（6）
在随后的十来天里，我一家家地走访，打听电话，进行联系，始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我没有想到，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和家人、村庄的联系如此之少，彼此之间竟然如此隔膜。
有些家庭整体离开村庄，多年不回村庄，至多春节到坟园上坟烧纸，根本不作停留，只能猜测谁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些电话非常难找。有些家庭在村庄的人缘不好，出去打工几乎不与村庄联系，村里出去打工的人也不会找他们帮忙，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遗忘了他们。那些有孩子留在村庄上学的青年夫妻，原来会在春节回来，现在，则在暑假托人把孩子送到打工地点（每到暑假，都有专门做这样生意的长途汽车，车费要高于正常车费一倍），孩子在那儿玩一个暑假，再托运回来，自己也不耽误打工时间。
有的在外打工多年，会忽然回来，起一座“豪宅”，接儿媳，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又从梁庄消失，继续在外打工。但这样的中年打工者，不久就会回到村庄，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开始下一个任务：照顾孙子或孙女儿。万青和巧玉就是这样的情况。2008年我回来的时候，万青的儿子结婚。2009年，万青有了第一个孙女，在汕头拉三轮车的万青和在电子厂打工的巧玉只得回来。巧玉照顾孩子，万青在梁庄砖厂干活，儿子和儿媳则继续在外打工。
难以联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打工者工作调换太快，尤其是年轻人，常常在不同城市干不同的活儿。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废除之前的号，换当地的手机号。每换一次号码，就会与一批人失去联系，慢慢地，也就越来越少人知道他们的电话。福伯家，梁庄的大家庭，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几个儿子和众多孙子分布在新疆、西安、郑州、北京、深圳等各地打工，福伯把儿子孙子们的电话都记在墙上。我按照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结果，有一半都打不通，福伯搞不清楚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都在哪里。我问福伯到没到西安或北京去看过儿子孙子，知不知道他们在那儿生活得怎么样。他诧异地反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