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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当。洪深在文末特别提到胡珂的《抒愤》在随时随事鞭策我，劝告我勿轻于褒物，以致引起预期的流弊，言者的用意与友情，我是感激的。且不管洪深内心深处当时是怎么想的，这篇文章说明他已接受胡珂的批评，公开认错。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在那段时间里上海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洪深是否受到了什么压力，但从他的文章中隐隐约约透露出胡珂并非等闲之辈。这场论争最
后以洪深让步发表自我批判的文章而告终。
上海评论界对《太太万岁》那么多非议，张爱玲不会茫然不知，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她始终不置一词，以她的性格和当时的微妙处境，确也不能表示什么，何况她要说的在影片和《题记》中都已说了。这场论争对张爱玲的创作有没有产生影响。我们不能随便臆测，不过有两点是确切无误的
一、现有的史料显示，自《太太万岁》上映之后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政权易手，张爱玲再也没有发表作品；二、文华影片公司当时还在积极筹备把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搬上银幕＇据洪民《太太万岁》十四日公珙》，载《中央日报。剧艺》上海），第五0二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后来却流产了。
本来一部作品引起争议，评论者见仁见智，是司空见惯，完全正常的现象，对张爱玲自然也不例外。但这场围绕《太太万岁》的论争一味纠缠于影片是否具有和具有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效果。甚至引申到对作者本人的政治评价，而摒弃了对作品本身艺术成就和潜在意义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连洪深这样有精湛修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屈从，未免本末倒置。诚然。这或可从当时整个文艺界山雨欲来的形势和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占据统治地位中去寻找答案，但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已经鲜为人知的历史，总不能不感到苦涩和遗憾。而今海内外对张爱玲的研究早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各种新方法、新观点的运用不断揭示张爱玲作品的深层奥秘。长期下落不明的《太太万岁》对话本也终于被人发掘出来并公之于世《太太万岁》对话本莲裁于徽合报》台北）副刊，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至=I日＇，尽管张爱玲本人对其中某些对话记录上的错误和突兀跳跃感到伤心惨目 宁／自张爱玲矿嗄∥》，载《联合报》台北）副刊，一九九0年二月九日＇，显得有点美中不足，但我们仍然庆幸总算有了一个可供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依据。
把对话本与《题记》对照解读，不难发现，作为一部爱情喜剧，《太太万岁》对以唐志远、陈思珍夫妇为代表的中产人家的家庭纠纷和感情危机，是用不粉饰、不夸张又略微超脱的态度加以嘲弄剖析的。影片固然穿插一些偶然巧合的情节、诙谐机智的对话，以及有意无意地借鉴好莱坞的若干表现手法，却同样渗透着张爱玲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悲凉入骨的沧桑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女主人公陈思珍屈从于男权、父权的威严，很少面对自己，乃至不惜泯灭自我。但若深入审视整部影片的情节发展及其结局，恰恰相反，其深层意义基本上是男权、父权的瓦解和女权、母权的张扬。对此已有研究者作过精辟的分析，不管是贤妻陈思珍还是荡妇交际花施咪咪，《太太万岁》中的女性大都是主动和站在支配地位的。相形之下，影片中所有的男性，包括丈夫唐志远、陈氏之弟陈思瑞和陈氏姐弟的父亲，都是被女性操控支配的角色，传统的男权、父权已经软弱不彰了参见郑树森《张爱玲的（太太万岁）》，载《联合报》（台北）副刊，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B l。当然也应指出，《太太万岁》中的女权意识严格限制在这一特定的中产家庭的范围之内，是张爱玲作了某种调整，用自己独有的比较微妙的方式加以表现的。还有一点必须补充，《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等人一样，她们的自主意识的表现尽管大相径庭，各异其趣，但都可看作女权、母权的一种象征、一种观照，究其实质，堪称殊途同归。把握住这些，就有可能对张爱玲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获得新的体认和感悟。而这，恐怕当年那些《太太万岁》的批评者们是无法想象的。
（原栽1992年3月香港三联书店初版《中国现当代文学探研》）
《太太万岁》题记张爱玲
《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
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从窗子里一阵阵的透进来，随即有炒菜下锅的沙沙的清而急的流水似的声音。主妇自己大概并不动手做饭，但有时候媳妇忙不过来，她也会坐在客堂里的圆台面前摘菜或剥辣椒。翠绿的灯笼椒，一切两半，成为耳朵的式样。然后掏出每一瓣里面的籽与丝丝缕缕的棉毛，耐心地，仿佛在给无数的小孩挖耳朵。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人。没有可谈的人，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人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走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A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羞
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致社会上一般人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现代中国对于太太们似乎没有多少期望，除贞操外也很少要求。而有许多不称职的太太也就安然度过一生。那些尽责的太太呢，如同这出戏里的陈思珍，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虽然也煞费苦心，但和旧时代的贤妻良母那种惨酷的牺牲精神比较起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陈思珍毕竟不是《烈女传》上的人物。她比她们少一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伟大倒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
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个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为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
陈思珍用她的处世的技巧使她四周的人们的生活圆滑化，使生命的逝去悄无声息，她运用那些手腕，心机，是否必需的她这种做人的态度，是否无可訾议呢？这当然还是个问题。在《太太万岁》里，我并没有把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之意，我只是提出有过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
像思珍这样的女人，会嫁给一个没出息的丈夫。本来也是意中事。她丈夫总是郁郁地感到怀才不遇，一旦时来运来，马上桃花运也来了。当初原来是他太太造成他发财的机会的，他知道之后，自尊、被伤害了，反倒向她大发脾气。这也都是人之常情。观众里阅历多一些的人，也许不会过分谴责他的罢？
对于观众的心理，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虽然一直在那里探索着。偶然有些发现。也是使人的心情更为惨淡的发现。然而文艺可以有少数人的文艺，电影这样东西可是不能给二三知己互相传观的。就连在试片室里看，空气都和在戏院里看不同，因为没有广大的观众。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马路英雄型的。他们勾肩搭背走着，说：去看
电影去。我想着：啊！是观众吗？顿时生出几分敬意，同时好像他们陡然离我远了一大截子。我望着他们的后影，很觉得惆怅。
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不幸《太太万岁》里的太太没有一个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身世。她的事迹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涟漪的花纹。无论怎样想方法给添出戏来，恐怕也仍旧难于弥补这缺陷，在观众的眼光中。但我总觉得，冀图用技巧来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剧的无魇的欲望。这一点苦心，应当可以被谅解的罢？ohn Gassne批评0u own那出戏。说它将人性加以肯定一种简单的人性，只求安静地完成它的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太太万岁》的题材也属于这一类。戏的进行也应当像日光的移动，漾漾地从房间的这一个角落照到那一个角落，简直看不见它动，却又是倏忽的。梅特林克一度提倡过的静的戏剧，几乎使戏剧与图画的领域交迭。其实还是在银幕上最有实现的可能。然而我们现在暂时对于这些只能止乎向往，例如《太太万岁》就必须弄上许多情节，把几个演员忙得团团转，严格地说来，这本来是不足为训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倒觉得它更是中国的。我喜欢它像我喜欢街头卖的鞋样，A纸剪出的镂空花样。托在玫瑰红的纸上，那些浅显的图案。
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就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感到亲切的罢？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死呢？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么？为什么偏要那样的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
我这样想着。仿佛忽然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