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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的浪漫-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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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林参加过两次画展。一次是参加高山组织的〃六人画展〃,另一次是在皇冠假日饭店国际艺苑举办个展。两次画展均未卖出画。
  22岁的小田一看就是个苦孩子。不知道他爱恋的那个女子为何不疼惜他,据说相思的痛苦煎熬了他很久。
  他住在远离大家的湖边。每当黄昏到来,他独自在碧绿的湖边漫步,在茂密的丛林里听布谷鸟的啼叫……回到空荡荡的屋里,一人面壁,继续咀嚼孤独的滋味,这时,他会听他最喜爱的《圣母悼歌》,让纯净、柔婉的歌声带来温暖,带来宽慰。圣母是所有苦孩子的归宿。


  他的画不属于尽情发泄的那种,他的画里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宗教情怀。那些天空昏暗地面浑浑然的景观中,或者一条通向远方的大道上,永远有一本厚厚的打开的书悬浮着……
  他是陕西乾县人,19岁就来到了北京。开始在《中国美术报》社当编辑,报纸停刊后,他来圆明园住下。读书、思考、画画、去北大食堂吃饭,过着象学生一样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得自己想法养活自己。他把自己养得营养不良、发育欠佳。
  他每年只在春节时回一趟家。母亲非常挂念远在异乡的儿子,写信时详细地问他住什么样的房子、睡什么样的床,每顿吃些什么,他的回信永远是告诉母亲一切都很好很好。生活有多苦,只有他自己清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然而米兰·昆德拉又说:生活在别处。
  他说圆明园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搞艺术的人就是这么生活的,象美国的格林威治村、东村等等,他认为圆明园艺术村与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我不推崇他们,也不加入他们的行列。包括西方某些著名画家的作品如鲁本斯的纵情、劳特累克的红磨坊系列甚至毕加索,我都不喜欢,不喜欢那种对生活的挥霍。与他们相比,我更喜爱凡高,凡高他是虔诚的富有激|情地去颂扬生命歌颂大自然,凡高是真正的艺术家。〃
  小田曾经与80年代末张大力、牟森、王德仁那批盲流艺术家有过接触,〃这两拨人简直是天壤之别,张大力他们当时苦得很,几乎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房子住得又破又小才几十块钱的租钱,哪象圆明园这拨人,感觉一个个都挺阔绰,住这么大的房子,还有酒喝。〃
  所有的画家里,他最平静与顺从。好象他对生活的要求只是吃饱就行。已经有3个月没有接到编稿的活儿了,〃实在没钱时,我就卖画。〃他比他的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平时,他与房东的关系处得很好,晚上房东还来他房间里下下棋。他也与村里的个别画家来往,比如跟方力钧下棋、与老弓一起在湖里游泳什么的。他很少进城,〃我一进城就晕眩。〃
  村里画家都叫他大拙。他本名张容若,〃大拙〃是他为自己起的号。大拙与菜贩子合租一个院,他住一间小屋,每月租金100元。
  大拙的房门上贴着他书写的〃藏真精舍〃,窗上、墙上贴满了他的书法作品。他的画只有一幅,国画,是清淡的山水画。大拙说因为眼高手低,所以总不敢画画,书法倒是觉得可以挂出来亮相。我看字、画时,他一直埋头在一本日本挂历上写着什么。〃你这是在干吗?〃我问。
  〃我在算卦。〃
  〃你信吗?〃
  〃我信,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大拙是江苏淮阴人,69年出生,虽然只20出头的年龄,但却留着一脸胡子,神情漠然而忧郁。他曾是浙江某学府中文系的学生,89年时因言行过激而被关押,出来后他的思想起了极大变化。由入世改为出世,去江南五大名刹之一的天童寺出家当了和尚。问起他当和尚时的生活,他说:〃没意思极了,连法名都与几百年前的和尚相同。生活极刻板。后来我悟出,出家和不出家都同样可以修行。不满一个月我就下山了。〃接着,大拙讲了许多关于佛教的知识。又讲到国画的精深博大,他认为国画必须得人格、学识修炼到一定程度方可为。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非常美并一直在苦苦研究它们。
  问他为什么来过〃三无〃生活,他说:〃这样生活是很正常的。现在除了大陆和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户口。〃
  他强调说:〃我到这里来是来做人的。〃
  他家里很支持他,给他提供生活费,〃去年我父亲去世了,如果父亲还在,我的情况会更好些。〃他认为目前他还不能画画,因为他的人格、学识还未修炼到极高的境界。
  第二章  圆明园画家村 (5)
  众说纷纭福缘门村居委会访谈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以南,村里现有常住户669家,共1822人。村里许多人家都有自己的私房,来这里租房的人越来越多,租房的人有周围院校的学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木工、做豆腐的、卖菜的,共计500余人,所有房客均要去派出所或居委会办理暂住证,每月交暂住费5元整。
  宋凤英(女,50多岁,村居委会委员):
  〃这些画画的男男女女住在一起,有的人我也分不清是男还是女,不过,虽然打扮很怪,但挺文明的,对人非常和气。〃
  王春兰(女, 50多岁,村居委会委员):
  〃我原先是鹿林的房东,现在是魏野两口子的房东。有时候,我也去看看,发现他们好象没什么钱。有这么多画家到我们村来,我们很高兴,我们村子里还很有几个名人呢!象丁方、方力钧、还有鹿林。〃房东的看法
  张宏野、郑晓chong 的房东找起来最容易,因为房东与房客同住在一院。那天,房东老范正在马厩给两匹马喂草,〃这马是我儿子的,我儿子在环卫局开车。平日里这马跑运输,拉拉砖什么的,还得雇赶车的呢,村里人都不兴整这个了。大家都有工作,我们村5年前就转为城市户口了,什么商业局、环卫局都有村里的人。〃
  谈到村里的画家,老范说:〃画家前几年来的少,今年来的最多。长长的头发,头上还扎着个辫子,嘿嘿嘿,挺逗的。看他们都挺穷的,有一个画画的,裤子上破个大洞,还用别针别起来,穿着在村里走来走去,这样的破裤子,搁我们早扔了,他们还穿着……你是他们的领导吧?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是不?他们都不错,怪可怜的,每天就喝自来水吃面条。〃
  〃您一家对他们很照应,他们很感激。〃
  老范嘿嘿一乐:〃邻居嘛,没事儿,和气才能生财。〃如果想写出真实的我们
  陈淮东(69年生,来自新疆,91年7月来京,租西苑娄斗桥民房一间,自由职业画家): 〃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报道我全看过,太不尽人意了。艺术村有些人很不错的,有自己的想法,而报上把他们说成是盲流我很反感。应该严肃中带点幽默地来写他们,而不要象开玩笑似地糟踏他们。请原谅我对你的毫不客气。你如果想写出真实的我们,就得在村子里住两个月,体验体验这种生活。
  〃我和他们一样是'夹板人'(就是在夹缝中生活)。以前在家时,我们外观上是不自由的:父母管着,领导管着。现在我们表面上自由了,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苦恼,同样感到不自由──首先没钱就不自由,社会的偏见也使我们感到苦恼。〃二十年代就有盲流
  刘伟(68年生,沈阳人,两个月前搬到艺术村,自由职业者):


  〃88年,我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业会计专业毕业。来京前,我在《东北经济报》当了一年记者,89年11月《东北经济报》停刊,报社给了我们每人2000元遣散费。以后我就来到了北京,来北京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女朋友。我的女朋友现在北京读大学,她是从内蒙考来的。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小时候我曾在内蒙待过8年,那时候我就梦想过,长大我要与蒙古姑娘结婚,89年我去了一趟内蒙,很偶然地我和她遇见了,而且都回忆起小时候曾见过面……我是因为爱情到北京的。
  〃报社给的遣散费早就花光了,91年我与一帮人一道为台湾节目主持人凌峰写脚本,他给我们租房子,发工资,视脚本的好坏发奖金,后来因为有磨擦,我退了出来。然后,又在刘绍棠办的文学协会搞的文学讲习班给人讲过课,与人一起办过公司。92年4月,我搬到艺术村,想玩玩,交点画家朋友(对画家我一直很偏爱),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自由民嘛!另外也想搞出点好诗来,我觉得中国当代诗太刻意了。最近,我一直在北大干活,帮人抄稿,千字一块五,无所谓,生活嘛,村里还有位云南来的写小说的,在搞校对,千字三块。桥那边还有一帮搞摇滚的,'晚间新闻乐队',以前都是海淀的混混,富得很,大把大把花钱,自从迷上摇滚后,变得很安分,但也穷了,连把吉它也买不起,他们那把吉它残破不堪,后来我将我那把'红宝石'给他们玩……
  〃流浪这种现象,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20年代就有,那时北大红楼不就住过沈从文、胡也频这些人吗?(毛泽东也来北大打过工呢!)北大一哥们想以圆明园现象为题写毕业论文,题目报上去,指导老师把它毙了,说20年代那些人是一代大师,今天这帮人不过是盲流不可同日而语。毛利的《流放者归来》里,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那里房租便宜,有3个地下酒吧间(当时美国禁酒),一帮搞艺术的就在那里居住,如海明威、菲斯吉拉德、刘易斯还有毛利本人等等,后来许多人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我常跟一些哥们儿说圆明园是中国的格林威治村。我不同意'流浪画家'的叫法,流浪这个词太轻松太浪漫,有些诗人从来没有流浪过,整天坐在家里无病呻吟,他们幻想的浪漫就是去流浪。而我们的流浪则是一种'流落',是被迫走到这一步的。很多来过这里的人,包括村民,觉得画家们很自在,每天不用上班,还能睡睡懒觉什么的,其实,这只是外表,精神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世界上最大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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