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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虹早年演过一部电影叫《股疯》。潘虹是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在那个全民皆〃股〃的时代，天天披头散发地在股市里冲进冲出，因为疯狂而有了理想，因为理想而疯狂。最后她真的疯了，因为破产了。
上海人真的有病了，这座城市因为太物质化而变得全民恐慌，因为全民恐慌又变得全民恐怖，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商业恐怖。据南方周末报道，某人本来想租房，但交了两万块钱后突然灵机一动，与房主签订一购房合同拟买下这套小户型，两万元就成为总价60多万的第一笔定金，但某人搞了一狡诈，他住进去后就是不交纳余下的房款而且一直住在房子里，直到半年后上海涨价大潮汹涌而来，这套60多万的房子变成了130多万，然后某人就只交2万元净赚50万元。因为事先签订了购房合同，所以只存在拖滞房款和相应的滞纳金，但从法律上这房子必须属于某人，所以这笔生意成为上海式掮客的经典作品。
顾阿毛是我一次在上海租用的司机，他吃了三年的方便面把自己出驾的日零花钱控制在10元以内，这样他就拥有了一笔首付，然后买下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现在他可以骄傲地告诉我了，“我那套房子已值140万了”，但没有用，因为他们全家四口就住在这套房子里，除非他们愿意搬到绍兴去住，所以这套房子的增值就只能停留在理论上。想象顾阿毛全家的幸福情景一定很恐怖，他们很像莎士比亚笔下临死之前的犹太人，弥留之际直愣愣盯着自己的财产说，“这是我的，这些全是我的”。
回到成都时，正碰上成都在搞房子的春交会，让我高兴的是成都人很理性，并不像上次我预测文章中那样冲动。虽然去看的人很多，但没有出现上海人对于房子的“恐怖主义”购买行动。成都人之所以足够骄傲，是因为成都人不会在物质消费上对自己实行恐怖主义或者说是自虐主义，只要舒服就好，只要能感觉到生活在进步就好，虽然成都房价的涨幅在上个月排进全国前三，但这是因为成都房价有它的上扬空间，并不代表成都人开始像上海人一样有病，在一个800块钱就能让全家人过得很滋润的城市，是不可能出现上海这样的病态购买行为的。
从理论上讲，房价的不断上涨是一个未来的必然轨迹，但从实际上讲，综合各种因素房价的上涨其实并不会超过通涨，也就是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作为普通消费群，通过提前在低价下手就能够在高价时成为富翁，特例也有，但那种六盒彩式的运气你相信吗？房子是财富，但它首先是房子其次才是财富，这一点有助于你搞清房子和金子的根本不同。何况我更愿意从生活的质量来谈这个问题——如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披荆斩棘形容槁木地攒了一笔钱去进行所谓投资，那不是提前投资，而是提前透支，体力和灵魂的提前透支。我想，这个道理和陈逸飞先生的“过劳死”是一样的，等你已经没有能力享受财富时才等来财富，很不值。
关于过劳死，窦文涛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很可怕的场景：爱斯基摩人有一种猎熊的办法，先把诱饵诸如小鹿冻在一大坨冰里，然后就会有熊通过灵敏的嗅觉闻到小鹿的味道，然后它就去用舌头舔企图融化冰块，然后坚硬的冰块就会割破它的舌头，然后它就会尝到自己鲜血的味道却以为是猎物的鲜血，但浑然不觉，然后它继续舔、继续流血，舌头已经被冰块弄得很麻木了，血已经流干了，最后，喝干了自己的血的熊倒下、死掉。
这是什么？这就是过劳死，或者说这就是现在某些人正在做着的买房发财梦——其实喝的是自己的血啊，还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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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无限投入到有限
基本上，我不属于那种脑子很正常的人，或者说，我不是一个擅长用正常人脑子考虑事情的人，特别在一些人生重大问题上。为此，我苦恼至今。
而且我又不是像达利、爱迪生、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他们为这个世界贡献了无比璀璨的珍宝，而我却在平庸的事情上钻牛角尖。那年学习雷锋，雷锋汽车团离我们学校只有不到40里路，所以隔三岔五就会有驾驶兵跑来做报告，我还记得有一句名言是必须学习的——“青春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通常这个时候，老师就会突然从人堆里站出来振臂高呼，我们这些拖着鼻涕的学生娃就也振臂高呼，此起彼伏、群情激昂，那样子不像在真正领会雷锋的精髓，而像在干体力活。终于在第7次学习这句话时，我抢在老师站起来振臂高呼前大声提问：“如果生命是有限的，怎么可以无限地为人民服务？”
事情的发展很容易想到，我父亲是军人，又是中下级军官，又是铁路兵中的中下级军官，所以他有限的文化涵养和无限的革命斗志是足以使我被饱扁一顿的，我还记得，在他“滥刑”之后问了我一句“悔改了吗”，我拼命点头，虔诚地说：“我错了，从今以后要把无限的青春投入到有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然后又被饱扁一顿。
虽说时光如梭、岁月如电，但“有限”和“无限”烙着那顿饱扁的伤痕一直伴我长大，并成为我衡量诸多生活事务的游标卡。刚才我说过，我不是一个擅长用正常脑子考虑事情的人，人生命题越是重大我就越是无法正常揣度，而现在人生重大之事“买房”是绕避不开的。
那天听到国脚杨璞的一个事情，他去年按揭了京郊一套别墅，月供4万多人民币，在中国足坛普遍降薪的时候，这套别墅弄得他苦不堪言。月供4万多，还有永远供不完的高昂物管费和水电气费，这意味着他要用有限的月薪投入到无限的为别墅服务中——我想到了雷锋，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球员都是活雷锋，他们都在把有限的东西（如高收入、如体力、如健康、如情感）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如名车、如名表、如路易十三、如美女）。
当然这个事情比较极端，但要是抛开球员这种特殊行业和高额收入之间的比例，生活中这样极端的事情随处可见。买房、按揭、勒紧裤腰带，把有限的收入和更加有限的生活乐趣，投入到无限的按揭和更加无限的人生苦闷中去——我们都是活雷锋，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给银行、开发商做了贡献后，在50岁甚至60岁的某一天时轻展眉头，对子孙们说：“儿啊！今天是老爹我终于还完这笔房供的时候，来，陪我喝一杯！”而那时候这套当年所谓的高级公寓、世纪花城已经人老珠黄得像危房了……兴许你老高兴过度，仰脖喝酒后一猛子扎了下去，死于汤盘。
墓志铭可考虑用《居周刊》的一句话——
“某某，终生勤勉，紧衣缩食，为了无限地为按揭服务，贡献了他有限的青春和薪水，他是一个高昂（代价）的人，一个纯粹（目标）的人，一个毫无生活趣味的人，一个临死弥留之际都未感悟到房子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的人——希望他死后能进入天堂，并在天堂不用再为下一个按揭贡献终生。”
为什么不可以换一种思维考虑问题呢？为什么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轻松生活呢？人生是卑贱的，其中最卑贱的方式就是按揭或准备按揭着。因为你除了可省下10几万的首付外，还可以把月供3000元变成月租1000元，剩下的2000元拿来吃喝玩乐，拿来斗地主砸金花，或者存到年底去欧洲旅行，等20年、30年后，虽然你还在租房，但你已经在生命中最活蹦乱跳的时候享受了人生，当某某书写着自己的墓志铭时，你大可以书写一本旅行回忆录，或者《我和18个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某某看了，不死于汤盘也要大叫三声吐三斗血而亡。
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建议没有什么用，“按揭”现在已成为一种运动，时尚运动兼革命运动，把有限的青春折腾到无限的为按揭服务中去，是革命者的通行证，当然也是墓志铭。
不像美国人，其实我们对美国人有一种误解，那些高收入的活力四射的家伙们远远没有中国人的买房热情，他们的工作很流动，他们的情感也很流动，他们的灵魂也很流动——开着一辆客货两用车，满载着自己钟爱的能跟随一生的破玩艺儿，比如说一条狗，甚至一匹马，随时可以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俄亥俄州，在当地邮报广告上找个房东电话打过去就住两年——并致电远方的亲戚：“来吧宝贝，我又有了新家，这里真他妈棒，每天清晨都可以闻到新鲜的牛粪味。”
美国人真他妈像一大群流浪狗，一群快乐的流浪狗，与我小时候说的一样：“把无限的青春，投入到有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人不如狼
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自己的房间的；我没有，我知道小伙伴们各自也没有。夸张一点，那时候我们像一条条流浪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晚上一身臭汗就胡乱睡在简易板床上，做着长大成才后建设共产主义美好明天的梦。
再大一点，我家由于成都市建设东西干道而搬到水碾河，住上六层高的新楼，六层高，却像进入天堂。东西干道是成都第一条使用桔红亮丽的新式路灯的道路，我们这帮小孩都兴奋地拿着课本在路灯下做作业，像被上帝救赎了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有种说法，在这种新式路灯下照久了人会被晒黑，所以因改革开放刚刚重燃爱美之心的女孩们晚上出去散步都打着伞，伞，在黑暗中像满大街长出的朵朵蘑菇，而女孩们，则像躲在蘑菇下的小白兔。样子很可爱。
我小时候不会有独自的房间，也不会有社区配套的儿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