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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6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对某个体的性释放总体状况都发挥着大小不同的作用，如果再把多种途径综合起来考虑，那么任何一个具体个人的总体释放状况，就具有无限多样的存在可能。只记录任何一种特定的性行为，不论它在特定群体中的发生概率有多高，也无法表明该群体的性生活的总体状况。例如珀尔于1925年曾调查过婚内性茭的频率，尽管他的调查表明，至少有62％的婚内性茭达到了性高潮，但这一单独数据却不能说明在婚男性的总体释放的状况，当然也无法说明他们获得性高潮的总体情况。又如，研究大学生的自我刺激（手Yin）现象，也不能表明这个群体的总体释放状况。再如，许多被列为“同性恋者”的个人，实际上同时还有数百次多种异性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在其总体释放状况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可惜许多心理学研究中，也把那些哪怕只有过一次同性性行为的人，统统归入“同性恋者”，而忽视了此人的其他性释放途径。我们认为，无论研究个体还是群体，必须考虑对象的多种性释放途径，尤其必须考虑它们各自对总体释放状况的贡献到底有多少。以往所发表的一切研究成果，都是只求出了人类性活动中特定一种的频率。正因如此，我们现在对总体释放的研究所得出的频率，比以往资料都要高，而且高于一般人所预期的数字。
我们研究了从青春期初始到30岁的11467个美国男性，他们的总体释放的平均频率为：每星期次。其中的比例分布为：每星期0次到次的占％，1次到4次的占％，次到8次的占％，次到14次的占％，15次到29次以上的占％。如果不计算这些人中的无性行为者，平均释放频率就是每星期次。如果把年龄界限放宽，包括从青春期伊始者到85岁老人的男性，则他们的平均释放频率为每星期次。
如果据此来推算全美国男性人口的状况，那么30岁以下的美国男性，平均释放频率为每星期次。对于85岁以下的全美国男性来说，平均为每星期释放次。
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2）
（）
当然，以上数据也并非完全精确。各色人等的平均释放频率显然不同，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城乡背景以及生物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我们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讨论。
个体差异个体差异在人类性行为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真实。这是因为，即使在一个极小的群体中，个体间在行为上的差异，也比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大得多。例如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少数几人多年来一直未射过精；有一位男性虽然显得身强体壮，但在过去30年间却只She精1次。另外则有些人长期以来持续地每星期She精10次、20次，乃至更多；有一位学者型的、精通业务的男律师，30年来一直平均每星期释放30次以上。其间的差异达万千倍之巨。
1942年，我曾发表过关于昆虫的个体差异的研究报告。我发现，一般动物的个体形体差异约为2倍到3倍，任何动植物不同个体的形体差异至多可达18倍。但我现在研究了人类性释放频率的差异后才发现，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前述30年She精一次者与那位律师相比，竟然相差万倍！而这两个人，或其他差异千万倍的两个人，却可能住在同一城镇，在同一场所相遇，乃至参与同一社会活动。
个体在性活动频率方面的差异，具有极大的社会重要性。我们的公共道德戒律，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婚姻习俗，我们关于性的法律，以及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宗教体系，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估价之上的：所有个体的性活动都非常相似。因此对于所有个体来说，把自己的行为限定于道德所确立的单一模式之中，就应该是和必然是一件非常简单易行的事。甚至对于婚姻这样一件显然与性活动息息相关的事，我们现今的社会和习俗，也极少去考虑：这两个结婚当事人可能在性的爱好、背景与能力方面相去甚远。对于性教育，人们感兴趣的是制订一种课程表，以满足处于某一教育水平上的儿童——所有儿童！人们无视这一事实：某个个体可能对性持有相对消极的评价，而另一个个体却可能发现，他（她）根本无法把自己限制在如此之低的性活动水平之上。在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方面，人们对个体间差异的可能性，一直就是几乎根本不予理睬。结果，不同个人对性的不同评价问题，被诉诸刑法、精神病医生或其他什么社会机构去惩处。其实，就性和对性的评价而言，涉及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种不同问题。
我们的调查表明，每星期性释放1次到次的男性占％，其余％的男性属于多与少两个极端状况。有％的男性每星期平均释放7次或7次以上，而且持续至少5年。他们的导致性高潮的性活动，大部分发生在某些朋友或熟人之间。至于女性的情况，将会在我们下一部书中详述，但尽管女性的大多数都频率较低，但她们之中的个体差异，即不同频率的分布范围，却比男性更大。
那么，任何一个个体是否有可能按照比自己实有频率更高或更低的频率，来评价所有性活动呢？即使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也不易回答这个问题。在讨论性教育、性制度和性政策的会议上，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不同的意见，从主张绝对禁欲直到主张公开采用任何性活动方式，无所不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性这样，在人们中间引起如此公开的分裂。任何旁观者都会承认；单纯外在因素绝不会导致聪明人们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因此，如果我们能获知会议参加者的个人性经历，就可能发现：这群人中有一些，一年内释放不超过1次或2次；而在场的另一些人，则持续而规律地每星期经历性高潮10次或20次。这就是说，个人的性释放频率，与他在社会争论中所采取的立场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联系。可惜的是，争论任何一方中的极端者，可能都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对手也许有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性经历。更可惜的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糊涂氛围中，人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青少年的犯罪，讨论着强化法律，讨论着制定专门的性法律。人们知道，远在这种讨论会会场之外的政治家们，必然会反射出会场中最响亮的声音，必然代表这些人的性态度和性经验。政治家们永远不会遵照一种基于客观统计资料的科研成果来行事。
第九讲 性释放总论（3）
科学界对性的讨论中，也极少注意人类行为的广泛多样性。许多著作中的结论仅来源于作者个人的经历。尤其是连一些学者也在使用“正常的”或“反常的”这类术语，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充其量只表明这位学者是在按个人口味处理客观资料，其“研究”不过是个人立场的表白。
我们的调查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性释放途径或频率可以称为“正常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它们只有差异，而且除了差异之外什么也不表明。它们分布的广泛及其相互间的连续性向我们表明：所谓“正常的”和“反常的”之类术语，不在科学的词汇表之中。充其量说来，所谓“反常”，也只不过表明某些个人的性活动频率在人群中较少出现，或表明这类性释放途径在总体人群中并不通用。但即使如此，这也只能表明这些个人稀少，而非“反常”。再进一步说，我们在以后各章中将根据事实材料证明：许多在教科书上被确定为“变态”或“反常”的性行为方式，实际上在人群中的发生率达到30％、60％甚至75％。因此，对这类性行为来说，连因其稀少而被斥为反常，也不足为凭了。
“反常”这一术语，在医学病理学上是指与一个活体的生理健康相抵触的状况。在社会意识中；“反常”可以指那些导致个人与社会适应不良的性活动。但是这样一来，就立即涉及两个定义：个人的生活怎么才叫好？什么样的社会评价才叫好？而我们知道，这两方面的定义远不如生理学对健康的定义来得精确。绝不能说任何偏离性道德的性活动，或任何违背社会禁忌的性活动，都总是甚至永远是某种神经病或精神病。我们所调查的大量个案中，大多数从事违背禁忌的性活动的人，都没有因自己的性活动而产生特殊苦恼。许多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医生，以及其他治疗社会适应不良症的人，常常认为大多数人在评价自己的性活动时都遇到障碍或苦恼。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再简单不过：一个门诊部并不等于全社会，一些病例也不等于总人口。实际上，种种“反常性活动”之所以总是造成精神病和变态人格，只不过因为那些前来求医者，都对自己的性活动感到不安与负疚而已。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在社会上和学业上非常成功的人物，如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为人师表者、医生、教士、商界巨头和政府高官。他们都清楚地知道社会对性活动的禁忌是什么，但他们也都在采用几乎所有被称为反常的性活动方式，并且安之若素，并未去求医问药。因此，门诊医生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发现和治疗那些人格欠缺者、智力障碍者、强迫症患者；应该解决某些人的内心冲突——他们一旦发觉自己的行为偏离了人群中的平均值和中庸之道，偏离了社会制订的习俗，就会自我崩溃而患精神分裂症。医生们不应该去干涉其余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他们虽然有同样的行为，或有更高的“反常”发生率，却既无个人苦恼又无与社会失调感。如果门诊医生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反常性活动的类型和发生率，其实恰恰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他们就会照上面所说的去做，并从中更深切地、更广泛地了解那些调节良好的个人的性经历。
人们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