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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老头也说：“江世荣的地，咱们是拿到手了。只是他还是村长，还有人怕他，得听他话，咱们这回还得把他村长闹掉！再说有钱人，压迫咱们的也不光他一个，不把他们统统斗倒也是不成。咱说，这事还没完啦！”
这时也有人说：“平日江世荣好神气，你们看他刚一见咱们，还想给咱们耍威风，怎么一下就像见了火的蜡一样，软了，又打躬，又作揖？咱看，这都是见咱们人多，人多成王，他也知道咱们如今有了靠山，有八路军共产党撑咱们的腰啦！”
韩廷瑞在八路军呆过，这时便鼓励他们，说八路军怎么好，死活就为穷人。王新田是个年轻人，听了这些，热心得很，他跳起来说：“咱明天就要告同志们去，把你们的话全告给他们，咱们要不起来闹斗争，不好好把钱文贵斗一斗，咱可不心甘。那年咱才十四岁，把咱派到广安据点去修工事，说咱偷懒，要把咱送到涿鹿城里当青年团员去。咱爹急得要死，当青年团员就是当兵当伪军嘛！咱爹就找刘乾，那会儿是刘乾当甲长。咱爹也是火性子，把刘乾骂了一顿，骂他没良心；刘乾没响，第二天同两个甲丁来绑咱，甲丁还打了咱爹，咱爹就要同刘乾拚命。刘乾倒给咱爹跪了下来，说：”你打死咱，咱也是个没办法。你不找阎王找小鬼，生死簿上就能勾掉你儿子的名字了？‘后来还是别人叫咱爹找钱文贵，钱文贵推三阻四，后来还是咱们卖了房子，典了六石粮食，送到甲公所才算完事。咱爹还怨刘乾霸了咱们六石粮食；直到刘乾卖地还帐，后来他又疯了，咱爹才明白是谁吃了冤枉啦！爹不敢再说什么了，惹不起人家呀！哼！要是斗他呀，只要大伙干，咱爹就能同他算帐，要咱那房子！“
大家都几乎去想过去的苦日子了。郭富贵也说了许多，不过他总觉得还是赶快把江世荣的地分好，他记得文采说过要借这个来使别的佃户都着急，都自己去找他们的主家算帐，这样斗争就容易闹起来。所以他催着大家，并且说：“咱们这一露脸，可别垮台呢。同志们和干部们都给说了，这是给穷人办事。咱自己就不打算要这个地了，咱们把这些地分给那些顶穷的人，让村上人看起来说咱们公道，不自私就成。咱年轻，也没老婆孩子。怎么也能吃上一口，咱是不要这地的。你们有老有小，留下一点也应该，可不要留得太多，咱们留个不多不少。村子上受他害的人多啦，咱们也要想想他们的苦；农会也说了，地大半都种在咱们手里，总得看着让出来，咱们提出来的意见拿到大会上去评，总要众人说好才成。”
昨天他们回到农会后，文采，杨亮，张裕民几个人商量了。大家的意见是，先把江世荣的地分了。但一时又不可能开群众大会，推选评地委员，只好暂时决定，就让这几个佃户去做一个初步的分配，再拿给群众讨论，为的好使这几天已经波动起来的热潮更高涨上去，也更坚定这些胜利者的信心。所以他们九个人便又临时成了评地委员了。
消息一传播出去，许多人都着急了，一伙一伙的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他们告江世荣的状，他们也要求找江世荣算帐去，他们要求没收他的家产，为什么还让他住那么好的房子？
那房子是他当甲长时新修起来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为什么还让他存那么多粮食？他有一夹墙的粮食，他们知道他房子后面有一条窄巷，那是他藏粮食的地方；为什么让他柜子里收藏着那么多衣服？如今多少人正没有衣穿呢。他们吵着吵着，有些人就涌到江世荣家里去了；江世荣正在四处活动，找干部，想给他多留些地呢。大家看见人不在，又怕干部被他说糊涂了，听了他的话，于是更多的人便又去找杨亮、文采，要求把那些东西全搬出来。死怕自己闹左了的，机械的抱住几条“政策”的文采，觉得这已经不是土地的问题，不愿意管这些事，反而劝大家罢手。可是这些人不散，有些人便要自己去搬。民兵也走了过来。大家说：“你们跑来干什么，来看守咱们么？”杨亮和文采商量了半天，才算得到了他的同意，所有江世荣的浮财，让农会没收了再说。文采看情势，不去管也不成，便把这责任交给农会。程仁便带上民兵去贴封条，把柜子，缸，不住人的房子，通通封了起来，只留下一间住房，一间厨房给他们暂住。可是一群群的人还跟着去看，还不相信，还要嚷着：“咱们不动手，只看看，有你们农会来办着就对啦！只要不是给江世荣留下来的就成！”他们在旁边指点着，监视着，结果把江世荣日用的油盐罐都封上了。江世荣已经回到家，向大家作揖打躬，要求少贴几张。那个破鞋红着一双眼，气狠狠的坐在他们院子里的碾盘上；还有人说：“这碾盘也要贴上一张条子。”又有人说：“怕他搬到哪儿去？不要贴了！……”
到下午，白银儿也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说江世荣怎么强迫她，她死了男人，没法过活，她要嫁人，江世荣不准，只准她请神。他常邀些人来赌钱，抽头钱给她，有时他把头钱也拿了。如今江世荣还欠她七八万块钱呢。农会的人忙得要死，大家懒得理她，看热闹的人也说：“回去吧，你们的账可多着呢，还是在炕头去算吧。”白银儿又说，江世荣要她造谣，说白先生显神，真龙天子在北京，好让村子上的土改闹不起来。大家才又笑了，骂道：“刘桂生的小保儿，就是你们害死的！都是你说人心不好，天爷爷罚的，刘桂生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小保儿的病便耽误了，要不到新保安，涿鹿城里去找大夫看看，总也有点巴望嘛！‘人心不好’，就你们的心不好！”
白银儿看见不理她，又怕那七八万块钱甩了，更怕有什么连累，便远远坐在门外边，看见一有干部来，便迎上去叨叨咕咕，后来人们只好说：“等开大会的时候你去说吧，只要老百姓都相信你的，也许给分上二亩胜利果实呢。好今别在这街头上说吧。”
这些情形，虽然还不足说明群众已经起来了，但却是部分的有了觉悟的萌芽，已经开始回想，自己的苦痛怎么样了，已经自动的来清算了，这是在这村子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文采同志从他的极少的经验中，觉得群众发动得太好了，甚至想也许有了过火的地方。他非常欣赏着这些小小的胜利，欣赏着这些成功，他觉得这都是因为有他在这里领导。像张裕民他们，也觉得出乎意料，过去虽然有过斗争大会，但那总不像今天这样的无秩序，那是在一呼百应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今天却是乱嚷嚷，干部常常是在群众调动之下办事，连文采也只得依从大家，要不立即去贴封条，说不定不等命令就动手了。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虽然只是一点点火，却可以预见到前途的光明。工作组在兴奋的情绪中，便要求加速工作，于是本来暂时搁置下来的分歧，也就立刻要求一致，于是矛盾便更尖锐了。杨亮根据他同群众的接近，——这大半都是贫农，他们都曾对钱文贵提过意见，——认为钱文贵是一个最阴险的、地主阶层里面的头子，为着使老百姓翻身，主要应该打击他。对张裕民的看法也很尖锐的提到眼面前了，张裕民是雇工出身，今天仍是没有隔夜粮食，也并没有脱离最苦的群众，他在他们里面有威信，怎么能把他和群众对立来看呢？不能机械的看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同不能机械的看什么所谓抗属一样。可是文采同志却认为他是投降了干部，毫无理由的对张裕民更不信任起来。然而他自己又并不深入群众，求得客观事实，只一味把个别人的诽语，如张正典的话，强调起来。更把他过去偶然去白银儿那里赌钱的事，夸张为流氓，或江世荣的狐群狗党，……这样的来看事实，如何能有是非皂白呢？杨亮虽然也缺乏工作经验，但他比较能冷静看事，比较的接近了一些贫农，得到了些从群众那里来的呼吸，所以他是比较了解这里的问题些。可是由于他年轻，由于他还没有从工作中积累成相当的魄力，和能说服人的分析能力，尤其因为文采在这里是负责的，他不能决定什么问题，便使他对文采常常感到头疼，甚至后悔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本想来多面向群众，学习些东西，谁知自己伙里，却是这样的麻烦，比发动老百姓更复杂困难。
但文采正在沾沾自满于对江世荣的胜利的时候，他并不懂得，这只是激动了群众的情绪，这还不能说，群众已完全觉悟，形成了一个运动。他却把这个估计得过高了，他已经在担心，当一个运动来的时候，必然会走到左的方面去。因此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领导者就更要善于掌握，更要审慎的听从群众那里来的，各式各样的声音，这时最怕是自己也跳到浪潮里去，让水沫模糊了自己的眼睛，认不出方向。因此他就更坚决的不接受意见，而只从事布置类似的斗争。他正在极力搜求替顾涌做过短工的人，因为他没有佃户，只有短工。但替他做过工的太多了，一时又不能找出一些骨干来。好些村干部也都替他打过短，可是连他们也不积极。文采认为，他们不特被些有钱人的小恩小惠，和某些奉承所麻痹，而且他们居然把他的儿子顾顺，吸收到青联会去当了副主任。仅从这一点，他便又判定了干部的阶级路线差，这是要注意研究的。张裕民说得好听，他们几人都从没有分到胜利果实，那么，他现在一天到晚不下地，他吃的什么呢？赵得禄不就借了江世荣的粮食么！他恨不得立刻召集群众大会，把这些自私自利的干部，这些幼稚的工作者，都好好地教训过来。他认为时机已到，再不能迟缓了！
胡立功当然是站在杨亮一面，却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一直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