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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马西努，又讲到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最后才讲到四平街的保卫战，以及大同外围的战斗。说八路军已经把大同包围起来了，最多半个月就可以拿下来。这些讲话是有意义的，有些人听得很有趣。可惜的是讲得比较深，名词太多，听不懂，时间太长，精神支不住，到后来又有许多人睡着了。但文采同志的热心，恨不得一时把心都呕给他们，让他们什么也明白，所以他无法压缩自己的语言。散会后，他自己觉得非常疲惫，头昏昏的，一到家，倒头便睡了。杨亮他们也就只得把计划推迟到第二天去。可是第二天文采仍没有空，他已经答应了里峪，他连简单的工作也没布置，匆匆忙忙催着老董就走了。而且在里峪滞留了两整天和一个晚上，他在那里又替他们开了两个会，把在暖水屯讲的又重复了一遍。杨亮和胡立功便商量着如何再去进行调查，尤其是要找出证据来，证明张裕民讲的那些事实，和如何在群众中去执行点火的任务。
27 “买卖果子”
自从工作团的同志到了村子上之后，小学校也就更为显得热闹。打架告状的事多了起来，常常会听到里面有人喊起来：“打倒封建小地主！”于是也就有孩子哭了。胡立功去教过一次唱歌，这个歌非常为那些穷孩子所爱唱，一下了课就要高兴的唱：“地主压迫咱，压迫了多少年，……咱们要团结起来把账算，把账算……”清脆的童音，响遍了每个角落。当他们一群群挤在一堆玩耍的时候，他们之中会有一两个顽皮的，故意的用肩去撞那些平日比较穿得好的地主家的孩子，有意的去侮辱他们。而那些孩子便尖声的叫了起来，教员们就不得不常要解决这些纠纷。刘教员从来也不骂这些穷孩子，最多只不过说：“找他们没有用呀，他们不能负这个责。”他又安慰那些在现在变得孱弱了的孩子：“你们将来要好好劳动，靠自己生活，做一个好公民，劝你们的父母，要不，迟早都要挨打的……”但任教员就不是这样，他用威胁的眼光去望着那些没有袜子穿的孩子们，他不敢大声骂他们，只低声的恨道：“别兴头的太早了，看‘中央’军来了，一个一个收拾你们这些兔崽子！”有些孩子便被他吓住了，不敢再调皮，有些孩子便又悄悄的去告刘教员，刘教员把这些都放在心上，不马上说出来。任教员也用劝告的同情的口吻去暗示那些孩子，希望他们把这些含义都带回到家里去。他不只在学校里显得忙碌，放了学又要去串门子。他到过几家地主家里，说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加重别人的不安，然后再给他们一些希望，一些勇气。世界不会长久这样的，有钱的人在共产党里永远是受不完的罪。但共产党是斗不过老蒋的，纵然斗过了，也斗不过一个美国，迟早要把他们扫光的。他本人也并不富有，他是一个没落下来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对那些有钱人却有同情，愿意为他们奔走，希望在那些人的牙缝里把自己肥胖起来。他不喜欢穷人，嫉视那些替穷人办事的干部。他愿望土地改革不成功，搞出乱子来，至少搞得不好。
当老董从里峪回来的那个傍晚，任国忠又踱到李子俊家里去，这是李子俊最后的一栋家宅了。门廊很高，一上去就有两三个台阶，包了铁皮的大门，虚掩着。他一直冲了进去，一拐弯，忽然两只狗从空廊上向他送来一阵疯狂的狺叫，幸好已经用一根大铁链拴在柱子上。
他快步的站到院子中，喊了声“大哥”，却没有人答应，半天才从上房里走出李子俊的大女儿李兰英。这十一岁的小姑娘也刚从学校回来不久，脸上还留着墨迹，她一看见是学校的教员，便规规矩矩的站着问道：“找爹吗？爹不在家。”
“你娘呢？”任国忠向四周搜索着，只见院子里铅丝上晾着几件小孩的衣裤，和一个大红绸子的妇女的围胸。东屋外边晒了两大筛子果片。
小姑娘迟疑了一下，才说：“娘在后院。”
任国忠心里已经明白，但还要走进去看，这时小姑娘便跑下台阶来，赶快向左转过去。
她走在头前，一边说：“娘有事呢，”看见没有法子阻止住他，便大声嚷：“娘！娘！有人找你，任老师来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生得很丰腴的女人，从堆草的房里急忙走了出来，脸上还显着惊惶和不安，却笑着说：“我当是谁呢？快回上房里坐去。”她的花标布衫子上和头发上全挂着一些草。
“大嫂！你把红契藏在草堆里也是不中用的！”任国忠用着坏心思来打趣她。
这个女人曾经是吴家堡首富的闺女，从小使唤着丫鬟仆妇，而且是出名的白俊。她听到任国忠的话，不觉一怔，却立即镇定了下来，笑着回答：“红契么，早拿出来放在抽屉里了。你是来拿红契的么？成！只要农会答应你。”
“咱不是来拿红契的，迟早有人来拿。”任国忠又向她飞过一个分不清是什么意思的眼色。
她并没有把他引向上屋，却引到了东屋。这间屋里有个大炕，炕前安了两口大锅。炕对面立放着两个装碗盏的柜子，像一个杂货铺似的，摆满了油盐酱醋的坛子，都擦得亮亮的。
她用一个放亮的铜勺子在水缸里舀了一勺水，倒在一个花瓷盆里去洗手，手上全是些泥土末。任国忠便又笑着说：“唉，看把你们那些有钱奶奶们折腾的！”
李子俊老婆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在娘家什么也不会做，只知道绣点草儿、花儿玩耍。嫁到李家来，头几年日子过的还不错。可是李子俊是个大烟鬼，又耍钱，租子不少，还不够花，年年多少都要卖点地。有一年钱文贵撺掇他当伪甲长，别人当甲长积攒家财，他是个大头，结果给人耍了，又卖了一百亩地和一座房子，才赔清款项。央人求告，送了钱文贵好大一笔人情，好容易才脱了这件差事。这两年，论收入还是不少，他们家是雇得起长工的。雇个人做做饭，挑挑水，跑个城里，要方便得多。可是老婆不赞成，老婆看着世道不对劲，便劝着他：“就那么一点地了，你又不掌财，村上人的眼睛都看着你呢，少抖一下吧。”她就下决心自己下厨。原来她还只看到村子上几个汉奸混子，怕他们把李子俊的几个钱骗完，她就吃苦一些，自己做，到收租的时候，自己也上前，不让全落到丈夫手里，自己抓一把，攒些私房，也是怕将来不好过。后来一解放，眼看着张裕民他们得了势，她就知道事情更不好闹，于是就更要装穷，更不肯雇人了，吃穿都省俭了下来。见了村干部总是笑脸迎人，说李子俊已经把烟戒了，又说他身体坏，说自己四个孩子都小，丈夫又不可靠，将来还不知怎么过日子呢。她教出来的孩子也机灵，从不得罪人，功课好，但孩子们心里都明白，到家里就再也不唱在学校里的歌子，也不讲那些开会的事。她恨钱文贵那伙人，李子俊是受他们欺侮的，可是她更怕张裕民他们。有时她还特意做点东西请张裕民，她知道他爱喝一口酒，但那个曾当过她们长工的人，却摆足了架子，不给她脸面，一点也不喝就走了。
半个月前她曾回娘家，吴家堡也正闹得激烈，她哥哥吴自强跑到涿鹿城里，又被农民追回来，连百年的红契都给人要走了。如今是六亲同运，大河里的水向东流，没法儿挽回的啦。她一回来，就叫李子俊去张家口躲一阵。她一人留在家里，她是个妇道，难道张裕民他们好来难为她？拼着多说些好话，求求人，总可以挡一阵。可是李子俊想着去也是枉然，又不能长久在外边混，他又不是有办法的人，自己琢磨村上仇人不多，所以就捱着，也想看看风色。白天他就在果木园子里，晚上偶然回来一转。女人成天就设法东藏一个箱子，满满的装着首饰衣服，西又藏一缸粮食，总想把所有的东西全埋在地下。一颗心悬在半空里，一天到晚，盼不到太阳落了土，又盼不到太阳再出来。有时还要出门转一转，打听点消息告诉丈夫去。
这女人洗过了手，便拿钥匙去开南屋的门。三间南屋里满满堆着一些用具和装粮食的缸，还有一些不知是装了什么的大篮子小篮子。这本来油漆得很漂亮的，炕围上都描满了花的屋子，却蒙着灰尘，挤得不像样，窗户上又钉了一层苇席，怕别人看见那里面有那么丰富的宝藏，因此白天也没有一丝阳光进来，充满一股什么气味。女人匆匆地量了半钵子白面，赶回厨房来陪客，她知道任国忠也不过是个两面三刀的势利人，可是她知道从他那里总能听到一点什么消息。“哟！那么多白面，你看你们尽吃好的，不共你们的产还共谁的去！”任国忠又跟着她走回厨房，故意的说。
“共就共吧，左右这么点家产，迟早是个完，你高兴什么？
又不会有你的份！你们在学校，听到什么么？“
“没有听到什么，只听说又要闹清算，说去年没有被清算的人，今年就要轮到了，今年特别的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大地主！”
那女人又是一怔，却连和面的手也没停，继续问：“什么叫个封建剥削大地主呢？”
“黑板报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了，就指的你们吃租子的嘛！要消灭个干干净净呢。”
女人心一凉，手便停住了。正想再问怎样个消灭法，却听到南屋走廊上的狗又叫了起来，接着就是叱狗的声音。女人知道几个替她们卖果子的又来吃晚饭了，他伸头出去说：“嗯，可不来得正好，你们这两天太辛苦了，今晚咱们烙些饼吃吧。哈哈，刚好碰着这位任老师，他就说咱面多，眼红，要共咱的产了。行，粮食是地上长的，谁吃不是一样？左右都是自己人，哈……”随着她的笑声，进来了三条高大汉子，脸都看不清，好像都敞着上衣。
“到炕上去坐吧，让我来点灯。”这原来很嫩的手，捧着一盏高脚灯送到炕桌上去，擦根洋火点燃了它。红黄｜色的灯光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