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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灿回到了校园，跟以往对于学校的认识绝然不同。当初是怀抱着“大学者，非大楼之所在，大师之所在也”的修学理想去读本科；而现在来上海则是多少有点奔着大楼来的。本科毕业时，同学间流传的说法是，毕业找不到工作才会考研究生；现在看来，在工作中已经大显身手的人们挤破了头、拿着大把的血汗钱、争着抢着到这里来上EMBA。谁叫社会已经到了“本科生像条狗，研究生满地走”的时代呢！同住的室友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和专业背景，倒也为平静的校园增添了不少乐趣；刚刚聚到一起的时候，最是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的畅快时光。
室友尚裳，是学服装设计的蒙古族大汉；得过几次设计大奖，也进过服装企业。正是在企业里尚裳产生了创业的想法。他的计划包括两方面，都将改变国人的穿着打扮。仪式服装，是他最热衷的方向；他觉得中国的“礼崩乐坏”首先是从衣着开始的。中国既没有政治生活中的所谓国服、官服，也没有老百姓婚丧嫁娶等等仪式上的代表服装。工装是他的另一个方向，他认为要做到“爱岗尽责”、“工作不分贵贱”，第一位是要让每个岗位的从业者从衣着形象上体面起来。不是说以不同的工装标明不同的工种就显得不体面，而是相反！如果清洁工的服装设计得足以让时装界模仿—效果会如何？他一系列想法的根据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西装并不适合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体形，这一点梁实秋先生在《论西装》里做过阐述。正是西装把中国的传统礼仪搞得面目全非！劳动者不知道该怎样穿衣服，以致把形象搞得猥琐不堪；传统的仪式服装被用做庸俗的商业工装，使两个方面的问题胶结在一起。比如，新娘在婚礼上穿一件大红缎面旗袍，本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新娘的衣服很可能跟酒店迎宾小姐的衣服一模一样，这是要闹出笑话的！中国女人保留了旗袍这样的国粹，来之不易，谁料到会砸在服务员和迎宾小姐的手上？总之，尚裳的目标是让每个男人有一件“中华立领”；让“工农”牌服装像牛仔裤一样地流行开来！
尚裳的“民族主义”服装观点遭到了大家的一致质疑。人们不好正面嘲弄，只好反面讥讽，给他取个外号“和尚”！一般认为西装是开放的表示，而中山装是保守的符号；和尚衣着不入俗，自然是保持着对时装的质疑！但更确切的说法是，尚裳的风化大志，需要有和尚修行的毅力方能实现。尚裳也好，和尚也罢，他并不在乎。他说：“我学管理，自己把企业搞起来，市场化运作，一定能把想法做出来！服装的问题面子上是一个文化上谁制定标准的问题，里子就是一个市场主导的问题。别人又没逼着我们穿西装，又不是前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市场的问题，我用这两样给他做回来！”和尚对中式服装的产业化充满理想，自己却并未做出示范，他常常是一身西装笔挺的样子。
“尚裳的服装问题，跟我的建筑问题相反！”来自深圳的高原搞建筑出身，对本行业中的中西冲突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
高原认为当代建筑必须遵循“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方针。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及注重养身、养神、养性的主张应该跟现代建筑的科学技术和新型材料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现代建筑的强力结构和实用布局是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所依附的“体”；而中国建筑思想和传统符号可资有力的借鉴，这样才能建造完美的空间。他认为已经受到好评的中银广场、金茂大厦莫不如此；而盲目照搬传统的复古工程和全盘拷贝美国的玻璃大厦，正在成为而且必将成为建筑垃圾！
高原强调说：“从文化传承上说，中国人对于建筑只有横向铺陈的经验，没有纵向发展的积累。中国古代也有塔和楼这两种纵向建筑物，但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它们的居住意义。西方人的城堡，则给他们提供了广泛的实践。从技术和材料来讲，是没有国别的，既然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应该让它们造福于全人类，包括我们！从欧式的街区模式到美式的摩天大厦，虽然历史偶然于一场芝加哥大火，但新工艺和新材料毕竟提供了建造大厦的可能；美国人只是乘机抓住了这种可能，从而改变了世界建筑的面貌。”
谈到芝加哥，姜灿颇有些感触，毕竟他去过那里，希尔斯大厦及玻璃幕墙中的所见历历在目。
第八章 飘（2）
“当然，我们的人口状况和土地资源状况决定了我们不能走横向铺陈的建筑老路，这是我们的挑战和机遇！好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文化力量允许我们创造引领世界的建筑风格。”高原又说。
姜灿问高原的目标是什么。高原一贯的说法是：“我的目标不是标志性的大建筑，而是老百姓建筑—特别是县市级城市的建筑。那里是问题所在，也是希望所在！乡镇本应是传统的庇护地，现如今的‘城镇化’事实上已经将它们郊区化了。”
大家当然明白，“鹅蛋”、“鸟巢”这样的建筑高原是没有机会了，所以他把目标归为实际。应该说人们对于建筑的期待比之服装来得急迫一些，这是出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哪一个兴盛的时代不是以灿烂的建筑作为躯干和脸孔呢？大家格外在乎高原的胡侃乱吹，但高原常常将话题引向姜灿，高原想知道一个挑明了“有害健康”的烟草行业将走向何处。
姜灿保持了烟草企业一贯的低调作风，每每遇到寝室卧谈会，轮到自己发言时都能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另一个人—他叫陈默，上海人。人如其名，他也很少参与讨论。陈默原来是政府部门搞计划的，他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是城市运营，跟眼下流行的城市经营风潮相合。但他否认有任何一个城市抓到了经营自己的根本。在他的眼里，动辄几百万人口、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中国是过度地集中了，必将造成资源的短缺和人文的缺失。宏观上根本的解决之道，是要限制大城市在人口、工业、商业、资本上的过速集中，着力发展中等城市。具体措施上，可以借鉴古代‘迁都’的方式—各省省会迁往本省中小型城市，将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分开—可以改变省会中心城市资源集中、人口集中、污染集中的局面，又为另一个中心城市的腾飞奠定基础。他认为当年倾举国之力造深圳就是一个良好的榜样。如果把现在的深圳跟广州叠加在一起，广州的地缘资源肯定不能承载现在两个城市的重负。就具体的城市经营来讲，他觉得很多地方只流于传播口号的提炼，并没有在资源层面运用城市经营学说的真意；这正如产品同质化的情况下片面追求品牌诉求的差异化一样。问题是，不管是资本还是旅客不可能单从品牌口号去认识一个城市！单从城市旅游形象方面来讲，没有外滩的上海比得过杭州吗？没有山水的桂林比得过任何一个城市吗？如果外滩被拆掉、山水被毁掉，打上海、桂林的形象广告是没有用的！可悲的是只有这些拆不动的、毁不掉的差异化还在，我们创造出来的却少之又少。基于这样的认识，陈默认为的城市经营是要做大量的补救工作，而不是改造工作。就像让写书的人去补书一样，他只好选择沉默了。
姜灿虽然不便宣扬他的行业梦想，但心里却常常关注着烟草。几个男人同住一室，难免在高谈阔论中显得偏激或肤浅；但每一个人都在思考着自己的命题，这命题不仅仅来自导师的课程或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有这一点也就够了，人只要在思考，方向终归会越来越明了的；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实际上，人类不思考，就没有那个所谓的“上帝”。姜灿最认可烟草的一点，也就在于它跟思考的某种关联。他自从来上海以后，烟没有少抽；铁架床头上的钢管，是他的烟缸，那是一根作为床腿的高高的钢管，里面的烟灰、烟头每天伴他入睡，梦也格外地甜。
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已经深入到了学校生活当中。食堂、寝室和运动场地比起本科时代，已经大有改观；网络和手机成为了学生之间沟通的新工具。姜灿多少有点怀恋当初水房里的酒会—上本科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那时候的寝室挤得像鸽笼，只有水房可以作为寂寞青春的聚会场所；三五个蹩脚的吉他乐手或者一两个肤浅的哲学爱好者常常就在那里交谈、畅想；坚持冷水浴的顽固分子还不时引吭高歌，他们身上呼呼冒出的热气，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温度！如今的学生已经在网络中找到了更加广阔的交流天地，那种面对面的亲密沟通就少了起来。联谊寝室已经不搞了，除了自己寝室的“卧谈会”，姜灿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
学校给MBA学生提供的专门交流场所“MBA俱乐部”显得形同虚设。大家都有着清晰的学习目的，就业、创业的压力也是那样地实在，没有多少无聊的寂寞和浪漫的空虚。从这一点说来，学校已经跟社会实际地接轨了。
姜灿偶尔跟阿弥通电话，寒暄之余请阿弥介绍些上海的朋友认识。阿弥想到了萱儿，上海大学广告系的那个小姑娘。阿弥的意思是，姜灿人生地不熟的，萱儿倒也热情，可以代尽地主之谊。姜灿却担心道：“上海人吗？上海人很排外的，未必瞧得起我，跟我交朋友！”上海人排外，这是事实。阿弥记得原来的一个同事、北京某高官的公子，被查暂住证的上海警察说成“乡下人”！在一些愚昧的上海人眼里，的确认为中国人是由上海人和乡下人构成的。阿弥劝诫道：“年轻人还好吧，萱儿尤其不会是那种人。”
第八章 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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