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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当在亚洲腹地找不到其他书可读时（除了荷马以外），他就命令哈帕路斯从后方送些书来。哈帕路斯都一一遵命照办。但是，在他所有的品行中，最能显示出他特立独行的还是他的道德观。
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同情心被认为有失英雄气慨，不过他却能同情人，特别是对不幸的人更能表示怜悯。在埃菲苏，他制止了当地人民屠杀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制止他们，那么除了真正的罪人以外，所有与他们有私仇的人或是有财产的富人，就会都被杀死。在米内塔斯围城战中，有些被围的部队躲在一个岛上，亚历山大见他们准备死战到底，不禁表示同情，认为他们也是高贵而忠勇的军人，就与他们谈判，并允许他们参加他的部队。在伊苏斯之战以后，他也对特比斯的大使表示同情，部分理由是因为他很怜悯特比斯的遭遇，该国的灭亡使他感到很遗憾。当他从印度回来时，在通过戈德洛西亚沙漠行军时，有一些守卫仓库的部队因为饥饿把仓库中的粮食抢劫一空。亚历山大知道这些人实在是出于迫切需要才出此下策，就赦免了他们。
几乎在所有时代中，女人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军人的合法污点，可是亚历山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足以表现出他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人来，简直就象是生活在另外一种道德世界里。他不仅以皇族礼节对待被俘的大流士妻女，而且对强奸更是深恶痛绝，在他那个时代，这种行为在战争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一次他听说巴尔米尼奥的部队中有两个马其顿军人曾经侮辱过某些佣兵的妻子，他立即命令巴尔米尼奥将这种人渣处死。另外有一次，美地亚的总督阿特洛伊帕特斯送给他一百个骑兵打扮的少女，亚历山大马上把她们送到离军队范围很远的地方，以免她们遭受马其顿或外国部队的侮辱。在围攻佩内色普迪斯时，他下达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命令：不准触及任何妇女。尽管他如此尊重妇女，但这还不算是他的最高美德。
对于亚历山大所犯的错误，阿利安也曾经感到很遗憾，不过他却说：在古代帝王中，据我所知只有亚历山大一人能够根据他天赋的高贵理性，真正勇于改过。关于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探讨的文章实在太多，但最真实的也许还是阿利安的结论。
因为阿利安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梅。这是当他做了埃及王之后写的。内容如下：“他非常聪明，非常勇敢，对荣誉和危险都非常热心，对宗教则非常谨慎……他最善于选择正确的行动路线，不管情况如何模糊，他的猜想常常是正确的。他对于如何集中一支军队和如何装备它都十分内行，尤其善于提高部队的士气，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希望，同他一样充满大无畏精神，铲除了他们脑海中一切惧怕危险的想法…………在他的所有特性中，这一点最为难能可贵。对于一切在不确定环境中所应做的事情，他都以最大的果敢精神去做，他最善于迅速地预测和把握敌情，不让任何人有时间考虑失败的可能。”
亚历山大做任何事都极为彻底，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的勇气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反过来说他也非常谨慎小心。他同时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先知和实行者的双重人格，所以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行动方面，与同时代人相比，他都有鹤立鸡群之感。他一方面非常神秘，另一方面不断实践，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觉得他具有无限的吸引力。
虽然他具有高度的幻想力，但是他的幻想力却很少超越理智的限度之外，而他对于细节的精明程度，又可以与他对概括观念的渊博相比拟。因此阿利安在他的亚历山大传中评论说：象这样一个与任何其他人都完全不相似的英雄，照他看来，似乎不能不说是出于天意，而非人力所能及。
（截选自《西方战争史》）
NO。4 克拉苏与“什一法”
在古代，如果一支军队在战场上懦弱退却，主将领往往将责任归咎到领队的军官身上。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对士兵的一种妥协。因此，为了鼓舞士气，下级军官往往采取演讲的方法或者做一些激情的动作。
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并不赞同这种由军官来代替军人受罚的处理方式。他对他的军人实行了“什一法”。
事情是发生在与斯巴达克斯的战斗中。他的军人在遭遇斯巴达克斯方面的强烈抵抗以后产生了消极情绪，有两千人临阵退缩了。战役结束后，他将那两千人集中起来，排成整齐的队伍，然后每十列中抽取一列执行处决。他的做法实际就是克服一种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这两种心理的确是古代军队最大的敌人。一般以少胜多的战争利用的也正是这两种心理。
我在文章里面使用了这种方法，在那之前的演讲是仿照克拉苏当时的语气加的，可能和人物的性格不太一样。维里奥更像凯撒，他是一个由平民和军队支持起来的皇帝，他争取人民的方法是给予人民利益。他倾全部家产来做这件事情。等他当上皇帝以后，每年的赋税收入，绝大部分都是作为赏赐给了他的将军和士兵。
但是克拉苏采取的处理方式却的确打造了一支坚韧的军队。那之后，他的军队和斯巴达克斯进行了三次大的会战并最终杀死了对手。在每场会战后，当他的士兵清理战场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描写：“有的士兵身上有七、八处致命伤，而且几乎全部的士兵都是在正面受伤。”这就意味着，他成功的克服了战士们的侥幸心理，让他们不折不扣的完成他的每一条命令。
NO。5 斜线战队
（1）埃帕米农达斯
在埃帕米农达斯崛起以前的那些年代里，底比斯人已经从斯巴达的统治之下解脱出来了，他们采取了一种回避战斗的方法，后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费边战略”。所谓“费边战略”，虽然是属于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中的一个范畴，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迂回战术的战略。底比斯的军队一直坚持这种方法，避免进行公开的搏斗。所以，斯巴达军队当时虽然多次开到贝奥提亚，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却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底比斯人利用这种方法赢得了时间，建立了经过精选的职业军队，即名噪一时的所谓“神圣战斗队”。这就是后来底比斯军队中的突击力量。底比斯人采取这种方法创造了鼓舞人们反对斯巴达人的必要条件。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他们却因此解除了陆上的威胁，得以集中自己全部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海军。
这样一来，到公元前374年，包括底比斯人在内的雅典同盟，就迫使斯巴达同它们签订了一个于同盟方面较为有利的和约。尽管这个和约由于雅典人在海上的冒险行为而很快遭到破坏，但是，他们之间在三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了和平谈判，因为雅典方面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的谈判桌上争回了它在战争中丧失的许多东西，并且设法使底比斯同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即开始进攻底比斯，企图把它彻底摧毁。可是，当斯巴达的军队在公元前371年攻入贝奥提亚时，尽管它经常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这一次同时在数量上也占优势（一万对六千），但却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被埃帕米农达斯所统率的，有着新的精良装备的底比斯陆军彻底打败了。
埃帕米衣达斯不仅摒弃了根据以往许多世纪的经验所制定的旧战术方法，而且奠定了战术、战略、以至大战略的基础。后来一代一代的名将和统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受到培养的。他所使用的部署军队的方法，直到我们时代仍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例如，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所采用的“斜形战斗队形”，只不过是埃帕米农达斯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在列夫克特累战役中，埃帕米农达斯抛弃了传统的惯例，不仅把自己的优秀士兵，而且把自己的主力，都集中在左翼一边，从而减弱了中央的兵力，并且使右翼往后收缩。这样一来，他就在敌方右翼造成了对敌兵力的绝对优势，而这里又是他们的总司令官——即军队“大脑”的所在地点。
（2） 罗斯巴赫会战
后世拿破仑评价腓特烈大帝的时候说：“越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就越显得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对于他能说的最高的赞誉之词” 。
面对四方大军云集，腓特烈留下贝文公爵的4万1千人，命令他在西里西亚境内进行防御，牵制住奥地利道恩元帅的10万大军。自己带少量普军，以塞德利茨为骑兵总指挥，星夜赶去迎击西南方向的苏贝斯。同时，腓特烈给西方向的法军黎塞留元帅送去一笔贿赂，买得他按兵不动，将费迪南德亲王的部队也抽调回来集中。
正当苏贝斯和腓特烈之间的大战将要幵始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消息：道恩元帅分出哈迪克（Haddik） 中将的一支3千4百人的小部队，偷袭柏林得手，腓特烈连忙去救，所幸哈迪克只占领柏林一天就撤退了，腓特烈反正赶不上救援，又回到苏贝斯指挥的联军正面。联军4万1千人对2万1千普军，几乎占有2比1的优势，苏贝斯决定发动进攻，以求一战定乾坤。11月5日，罗斯巴赫会战幵始。
罗斯巴赫是为数极少的腓特烈取守势的战役之一。战场在萨尔河（Saar）北面，普军防线成南北走向，面向西方。联军上午上午11点走出营帐，列3路纵队向东行进，意图是插入普军阵地和萨尔河之间。因为普军人数占绝对劣势，联军统帅部判断腓特烈有可能后撤避免会战，下午腓特烈判明法军进攻方向之后，才命令军队收拾营帐准备迎战，而法军正好以为普军幵始撤退，加紧以纵队前进接敌。
实际上，腓特烈计划以阵线右翼（北端）前面的一列小山丘为掩蔽，悄悄集中兵力于右翼，把左翼回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