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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诗书与“以法为教”
出于“法制”的目的和统一思想的需要，鼓动统治者，禁私学、烧诗书，压制言论，以统一思想，并奖励安心生产和战斗的农民和士兵，提出了重农的教育，开了中国专制思想统治的先河。“以法为教”，一切律令条文都由官府统一制定，然后公诸于众，坚决实施执行。
（3）禁私学与“以吏为师”
法家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管理模式。
“以吏为师”即由国君直接操法之大权，主持制定律令。让全体官吏都去作施行法制教育的教师，教民学法。这样法家的法制教育就得到全面的普及。
9。战国后期的教育论著
（1）《大学》
《大学》，原是《礼记》里一篇，《礼记》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是儒家学者讨论大学教育的一篇篇论文。对大学的教育目的、任务、途径作了一个总的概括，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
《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这是《大学》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这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
（2）《中庸》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它主要阐述了先秦儒家人生哲学和修养问题，提出了“中庸之道”：
1）性与教
《中庸》开篇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上天赐给的叫做性，顺从和发扬本性叫做道，把道家以修明和推广，使之实行这就是教。
2）中庸
“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中庸：两端执其中、中立而不倚、中和。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道德修养、为人处世的准则与方法。
3）自诚明与自明诚，尊德性与道问学
实质就是强调内心修养，以及外在努力学习，二合为一。
4）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对求知学习过程的阐述。
（3）《学记》
《学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它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它主要论述教育的具体实施，偏重于说明教学过程的各种关系。其作者一般认为是思孟学派，甚至具体到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
1）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教化人民，养成良好风俗。
《学记》将教育与政治高度结合起来。使教育成为政治的手段。
2）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
学制与学年
《学记》把大学教育定为两段、九年。七年为一段：谓之“小成”；九年合格后，谓之“大成”。
视学与考试
其中，一、三、五、七、九，都有考试，分别是：“视离经辨志”、“视敬业乐群”、“视博习亲师”、“视论学取友”、“知类通达，强力尔不返”。体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3）教育教学的原则
可归纳为：“预、时、逊、摩”； “长善救失”； “启发诱导”； “藏息相辅”。
“禁于未发之谓预”预防性原则；“当其可之谓时”及时施教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逊”循序渐进原则；“相观而善之谓摩”学习观摩原则；“长善救失”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帮助他们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启发诱导”：“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答”；“藏息相辅”：劳逸结合。
（4）《乐记》
《乐记》也是礼记中的一篇，使先秦儒家专门论述乐教的论著。
所谓的“乐”，并不仅仅是音乐，还包括绘画、雕刻、建筑等造型艺术，甚至是仪仗、打猎等令人快乐的事。
三、儒学独尊与读经做官教育模式的初步形成
1。“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
汉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摒弃严刑酷法，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废除秦代“挟书律”，开放了民间学术活动，奉行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无为而治”十分适合汉初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的需要，但是也容易导致放任自流和政府权威的削弱。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已基本恢复，统治者已有实力来整顿国政。同时，社会也面临着新的危机，“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于是，在文教方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的三大建议，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确保儒术“独尊”，采取了以下几项主要措施：
设五经博士
战国时就有博士，秦汉承袭此制，也设立博士官。博士是掌管典籍簿册的咨政议政官员，诸子、术数、方技等都立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此后，博士的职位就只有被官方认可的儒家五经大师才能担任，其他学派虽然没有像秦代那样被明令取缔，但已不能取得官方学术的地位了。这一措施是“独尊儒术”的集中体现。
建立博士弟子制
博士官因学识渊博，也常常以私人名义授徒讲学。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公孙弘的建议，由朝廷为五经博士选置弟子，有固定的名额和选拔标准，并享有官方给予的待遇。这就是博士弟子制，这一制度的实行，标志着汉代太学的建立。自此，学习儒经者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以儒术取士
汉代自高祖始，就重视选贤任能。武帝时逐步确立了以察举为主的取士制度。在取士的标准上，则突出强调精通儒术和具有儒家伦理道德修养。察举最盛的孝廉科，就是选取具备儒家的“孝”、“廉”美德的人士，而明经科则是专取通晓一门儒经的学者。太学生通过考课，通一经者即补为官。以儒术取士，不仅为“独尊儒术”的推行和落实提供了保证，而且对士子进德修业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
视学制度
君主视学自古有之。汉代帝王对其最高学府太学非常重视，有时亲临太学视察或指令要员视察太学。东汉时皇帝视学成为一种制度。视学时要举行各种隆重的仪式，要召集博士讲论五经，有时还要考察学生的学业，还要与师生欢聚。为了弘扬儒学，每次视学皇帝还要聚众宣讲。以上诸项措施都为“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起了保证和促进作用。
汉武帝所采取的文教政策，在本质上与秦始皇是一致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巩固专制统治，但是手段和措施不同。秦始皇以“禁”为主，以暴力做保障，结果是将士人推向对立，丧失了统治基础。汉武帝则以“尊”为主，用功名利禄来诱导士人研习儒家经典，从而将思想统一于适应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学说，其手段显然高出一筹。
独尊儒术的作用和影响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树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文教政策此后一直维系了两千多年，直到古代史的终结。其对教育的主要作用和影响，一是确立了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所以，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代的官方学校体制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建立的。重教兴学成为汉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二是儒家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精通儒经的就可以通过选士而作官，取得荣华富贵，从而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是古代教育昌盛的主要动力。汉代流传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王充曾感叹说：“儒者学，学，儒也。”儒与学已合为一体，从而使儒学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
2。太学、郡国学与鸿都门学
（1）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朝廷为博士置弟子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达1000人，成帝时发展到3000人。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政治动乱，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 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