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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完全可以断定：如果那儿真有人的话，那么他们不是准备伏击而是在那儿发抖了。你说对吗？
辛西娅显然是对我的小心翼翼不耐烦了，冲上楼梯去打开了灯。偌大的地下室顿时充满了荧光灯的亮光。这冷冷的白光让我想起好多令人不愉快的地方。
辛西娅又回到了地下室，我们一起观察起来。地下室里像个杂货铺，有洗衣机、烘干机、工作台、暖气、空调等等。地板和墙面都是水泥的，天花板上只有电灯和一些管子。
我们接着查看了一下工作台和黑暗的角落，除了一堆体育器械外没有别的东西，工作台右边的墙上有一整块钉满了栓子的木板，上面系着绳子，固定着滑雪板、乒乓球拍、壁球拍、垒球棒、水下呼吸器等等，样样都放得井井有条。另外墙上还挂着一幅6英尺高的征兵广告画。画上的人物就是安·坎贝尔上尉。这是一张全身照。她身穿军装，全副武装，右肩挎着一支M…16步枪，无线电话机的听筒戴在她耳朵上。她一边牢牢地拿着一张作战地图，一边看着表。她的脸上涂着油彩。这张照片流露出一种含蓄的性感。照片的顶部有一行字：“愿你的生命与时代同步。”底下一行字是：“祝你今天成为新兵。”我冲着这幅广告画点了点头，问辛西娅：“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
她耸了耸肩说：“我看不错嘛。”
“这画隐含着性的信息，你注意到了吗？”
辛西娅看了一下表，对我说：“该走了，保罗。”
我们踏上楼梯后，我回头向地下室看了一眼，对辛西娅说：“这地下室的大小不对。”
似乎是心有灵犀，我们不约而同地转身径直径走向那堵钉着栓子的木樯。我在墙上乱敲了一阵，然后把那些高8英尺宽4英尺的木板挨个推了推，发现都钉得很牢。透过一些桩子的小孔可以看到这些木板都用大钉牢牢地钉在墙筋上。我从工作台上找到一把钻子，顺着一个桩孔钻了下去，钻了大约两英寸时碰到一个硬东西。我又向里一推，钻头触到一个软东酉，那东西肯定不是水泥墙。我对辛西娅说：“这是一堵假墙。木板里边什么也没有。”
她没有说话。我向左一看，见她正站在那幅广告画前。突然，她用手指尖抓住广告画的木框，使劲向外一拉，画便沿着一个不易被发现的合页转开了，露出了一个黑洞。我迅速来到她身边，地下室的灯光从我们背后射来。我们站了一会儿，没有子弹从里边射出来，我们的眼睛也渐渐适应了黑暗，开始能辨认屋子里的东西，能看到屋子里的家具。对面墙上有一只数字式挂钟一闪一闪的。我估计这间屋子有15英尺宽，40或50英尺长，几乎和整个房子前后的长度差不多。
我把枪递给了辛西娅，一边在墙上摸索着找电灯的开关，一边说：“坎贝尔可能把那些下等的精神不正常的亲朋安排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电灯开关，打开了一盏台灯。原来这是一个布置得井然有序的房间，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眼睛的余光看见辛西娅这时正端着枪，机警地巡视着四周。
我在辛西娅的掩护下检查了床底下。壁橱和右边的一间小盥洗室。
我对辛西娅说：“啊，都在这儿呢。”
确实，我们要找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一张双人床，一个床头柜，上面放着那盏刚打开的台灯，一个衣柜，一张长桌子，上面摆着一套音响设备、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还有一架三角架支起的自动照相机，地上铺的是白色长毛绒的地毯，不像别的房间里的地毯那么干净。墙是用浅色的木板装修的。屋里的最左边是一张医用轮床，适用于进行按摩或别的什么，床上边的天花板上嵌着一面大镜子，开着的壁橱里全是些透明带花边的内衣，足以让维多利亚秘密的工作人员脸红，另外还有一套整洁的护士服装。我认为那是她在医院时穿的。橱内还有一条黑色的皮裙子，一件背心，一件像妓女穿的那种红色的上衣，上边缀有金属亮片。更有意思的是里面有一套军服，可能和她遇害时穿的那件一样。
辛西娅这个天真的傻瓜正打量着整个屋子，满脸的不高兴，似乎是在埋怨安·坎贝尔让她失望了，她感叹道：“我的天哪……”
我说：“看来她的死确实与她的生活方式有关，不过我们还不能急着下结论。”
盥洗室里也不那么干净。药品柜里一袋避孕膜、一些避孕套、避孕用的海绵、避孕胶等等。这些避孕工具足以使印度次大陆的人口大大下降。
和那些避孕工具放在一起的还有漱口剂、牙刷、牙膏，还有6支福里特牌灌肠剂。我想一个只吃豆芽的人是不需要灌肠剂的。“我的天哪！”我感叹了一声，顺手拿起一只装有冲洗剂的冲洗瓶，是草莓香型的，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
辛西娅离开了盥洗室。我走进淋浴间，发现那里也不太整洁，拖布还是湿的呢，有意思。
我又回到卧室，发现辛西娅正在查看床头柜抽屉里的东西，有K…Y型避孕胶、矿物油、性知识手册、一个按摩用的震颤器，还有一个特大号的橡胶乳房。
在那面假墙上高高地挂着一串皮手铐，地上有一条皮鞭，一根桦木棍，还有一根与环境极不协调的鸵鸟毛。看到这儿，我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我不由得脸红了。我在想：“这些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的？”
辛西娅什么也没说，看上去她也被那串皮手铐惊呆了。
我掀开床单，发现下边的一层床单皱皱巴巴，上边有好多体毛和精斑，还有很多皮屑，足够一个实验室忙一个星期的。
辛西娅瞅着那床单发呆，不知她在想什么。我想说：“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但我没说出口来，因为我心里对安·坎贝尔也有一些好感，所以我并不希望在这儿找到什么东西。对她的性行为我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大加指责。我对辛西娅说：“这倒使我轻松多了，她没被部队塑造成没有性感的宣传画女郎。”
辛西娅看了我一眼，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说：“精神病医生都非常乐意和她这种双重性格的人交谈，当然了，我们的生活都具有两重或多重性。”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像她那样尽力地表现自己性格中光明的一面。我又补充说：“其实她就是个精神病医生，对不对？”
我们来到电视机旁，我随便挑了一盘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
屏幕亮了起来，上面出现的是安·坎贝尔，她身穿那件红色的衣服，戴着珠宝首饰，脚穿高跟鞋，就站在这间屋子里。电视画面外的磁带或唱碟正放着《脱衣女郎》的音乐，于是她开始脱衣服。接着一个男人（可能是摄像的人）开玩笑说：“你在将军的晚会上也这样干吗？”
安·坎贝尔微笑了一下，冲着摄像机扭起屁股来。这时候她已经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个很高级的法国产乳罩了。她正要解开乳罩的扣子时，我赶紧关上了录像机，暗自庆幸自己的明智。
我又检查了其他的录像带，上面的标签全是手写的，题目都很简单：《跟J做爱》、《与B脱衣搜身》《妇科检查R》等等。
辛西娅说：“我看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
“差不多够了。”我拉开梳妆台最上边的抽屉，找出一堆一次成像照片。我如获至宝，以为这回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一些她的这种朋友了。但是每一张照片都是她本人，姿势各不相同，有些好像艺术照，有些就是色情照。我问辛西娅：“那些男人都哪儿去了？”
“在照相机后边呢。”
“肯定是……”这时候我在另外一堆照片里找到一个很健壮的男人的裸体照。他手里拿着一根皮带，头上戴着黑色的皮头罩。还有一张是一个骑在她身上的男人，估计是自动照相机或第三者拍的。还有一张是一个被铐在墙上的裸体男人，背对镜头。这里少说也有12个不同的人的裸体照片，他们不是背对镜头就是戴着头罩。显然是因为这些男人不想把自己的脸部照片留在这儿。同样，他们那儿也不会存有安·坎贝尔的脸部照片。大多数人认为照这种照片总不很光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因此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就格外谨慎。如果他们和她真有爱情或者信任倒也罢了，但我认为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情欲，就像一种感情游戏，狂欢过后再问对方：“对不起，你叫什么名字？”如果她有一个真正的男朋友，一个让她崇拜、爱戴的人，她决不会把他带到这儿来。
辛西娅也在翻看这些照片。她那拿照片的姿势让人感到这些照片上好像带有性病病毒一样。还有几张男人的快照，几张男人yáng具的特写照，我仔细地看了看说：“都是白人，都作过包皮切除手术。我们是否将它们排排队？”
“那肯定是个很有意思的队伍。”辛西娅把照片放回抽屉里说，“也许我们不能让宪兵队看见这间屋子。”
“当然不能。我希望他们不会找到这儿。”
“我们走吧。”
“等一下。”我又拉开了底下的几个抽屉，发现了另一些做爱的用具，有一些被商业界称作女人的玩具、短裤、吊袜带、一根九尾鞭、一个皮制的下体护身，还有几样东西我确实想象不出是干什么用的。坦白地说，在森希尔小姐面前翻看这些东西真有些难为情。她很可能正在猜测我的动机，因为她问我：“你还想看到什么？”
“绳子。”
“绳子？哦……”
果然，在底下的抽屉里找到了尼龙绳。我拿起来仔细地查看着。
辛西娅问我：“是同一种吗？”
“可能是，也是那种标准的军绿色尼龙绳，军队常用来系帐篷。看上去很像现场的那一种，但是这儿离现场太远，所以只是猜测。”我看了看那张双人床，那是一张旧式的四条腿的床，很适于让人绑在床上。我只知道一点性行为异常方面的知识，是从犯罪调查处发的那本犯罪手册上看来的，但我知道让人绑上是件很冒险的事。我是说，一旦控制不住，像安·坎贝尔这种高大健康的女子是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