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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考虑的。”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拿她的那枚西点军校的戒指?”
“没有。”
“你到那儿时,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yīn道里。”
“是这样。”
“我把它拿出来,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从奇克索河大桥上扔进了河里。”他又说:“我猜你原本会很高兴去检查上面的指纹的。”
“是的,我本来是会的。”但事实上,肯特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我挂上了电话。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这间小办公室。我和辛西娅都站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们握手。此时,辛西娅的职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让给了大个子卡尔也。他坐了下来,辛西娅则另找了张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们一样,卡尔也穿着绿色礼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尔和我一样,当过步兵。我们俩一同在越南服役。我俩的军服上缀着基本相同的勋章和奖章,包括那枚铜星勇敢奖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战斗勋章。由于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又都已到中年,我俩之间通常是不拘礼节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卡尔那样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坚持对他以礼相待。我问他:“要咖啡吗,长官?”
“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我谈谈。”
“是,长官。”辛西娅先跟他谈了法医证据、格雷斯·狄克森的电脑发现、那两个姓亚德利的家伙,以及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参谋不幸与此案有牵连的情况等等。
卡尔专心地听着。
辛西娅接着向他有选择地汇报了我们与坎贝尔将军、坎贝尔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尔上校的谈话,我没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没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没有提起安·坎贝尔的地下室,也只字没提比尔·肯特这个人。这正是我的处理方法。她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竟然学会了这么多东西,这不能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娅对卡尔说:“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复仇和报应分不开,是心理战中一个反常的实例,与10年前发生在西点军校的事情有关。”
卡尔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辛西娅谈到安·坎贝尔的人生哲学时,确实讲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好像对此很感兴趣,我知道辛西娅是有意说给上校听的。
卡尔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个伟大的哲人准备解答人生之谜。辛西娅最后说:“保罗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浅。”
瞎扯。
卡尔像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我突然想起,跟前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娅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终于,赫尔曼上校说话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爱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残酷。”
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很好。你解释了作案动机,揭露了这儿普遍的堕落现象和重要的秘密。”
“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地弹奏着。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上站了一会儿。也许,我们都在犹豫是否该向安的灵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坛台阶下的灵柜台上。终于,我开始沿着长长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娅和卡尔紧跟在我后边。
走近覆盖着旗帜,向左边半开的棺木,我停住脚步,低头注视着死者。
正像肯特说的那样,安·坎贝尔神态安详。她的头枕在粉红色绸缎枕头上,长发铺展在头和脸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妆艳抹过。
说真的,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棺材中粉红色的绸缎内衬,衬托着美丽的脸庞、金黄的头发、金色的穗带、闪亮的军剑和雪白的制服。
当然,我是在不到5秒钟时间内把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绕棺一圈,顺着中间走道离开了。
我看到坎贝尔家的人坐在右边的前两排座位上,有将军、坎贝尔夫人,还有一位年轻人。我在安·坎贝尔的影集上见过他,知道他是将军夫妇的儿子。其余的显然是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老老少少,都按照军队的习惯,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纱。
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同时等着我的两位同伴赶上来。
我们在鲍尔斯少校坐的那张长条椅上找到了相连的三个空位。
随军牧师埃姆斯少校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他没有穿牧师法衣,只穿着绿色军礼服。埃姆斯少校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姊妹安·坎贝尔告别!”
许多人呜咽起来。
我悄声对卡尔说:“这位牧师也玩过她。”
这一次,卡尔的下巴终于掉了下来。看来,今天还有希望。
第35章
简单的仪式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