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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大风流-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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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擅自做主撤销或收回。但后来樊英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撤销,有司衙门只好向上级请示。汉顺帝获悉后,知道樊英先生终无意于国事,就不再勉强,撤销了对他的封赏。

樊英先生由是摆脱两难境地,从此闲云野鹤,一心一意的过起了隐居教书的生活。

女权主义者

樊英先生众多的弟子中,不得不提一位陈寔先生。

陈寔先生字仲弓,河南许昌人,他不仅继承了樊英先生高深的学问,也学到了樊英先生高风亮节的品行。在汉顺帝和老师之间的那场风波中,陈寔先生深深钦佩老师的勇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傲骨,傲气,并傲然不可犯。

陈寔先生跟随樊英先生学习《易经》很是努力,经常废寝忘食;樊英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学生,认为将来可以传其衣钵的必是此人,因此不吝学识,能教的全都教授给陈寔先生;陈寔先生也不负重望,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年轻的时候就扬名在外。

下面向读者上帝讲一个小故事,以证明陈寔先生深受老师樊英先生影响而具备的高尚品德。本性固然难以改变,但外在的影响力却不可忽视,尤其是言传身教的力量更是大得令人吃惊,一个人的行善积德或为非作歹,都深刻地取材于老爹老娘和老师的一言一行。

陈寔先生作县令的时候,有一个小偷因为饥饿的缘故潜入陈寔先生的家中,躲在房梁上,以便夜深人静的时候,入室行窃。但由于留下了可疑的痕迹,使得陈寔先生知道梁上有人。陈寔先生并非大喊捉贼,而是穿戴整齐,叫来儿孙,严肃地说:“人啊!不能不自我勉励。那些不行善事的人未必本性就是邪恶的,只不过习以成性,没法改变。梁上的那位君子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小偷知道自己被发觉了,就从房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先生道歉。陈寔先生观察一番,说:“看样子你并不像一个坏人,以后应该好好约束自己,改前恶为今善,好自为之。不过良心丧于困地,你偷盗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于是命家人取两匹绢送给小偷,让他维持生计。由此县境内小偷绝迹。

这就是“梁上君子”这则成语的来历。

事情往往以小见大,以陈寔先生的善于教人,足以得窥樊英先生的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人施教和因境施教的丰富的教育方法的一斑。陈寔先生值得赞扬的事情不仅此一项,更出色的表现出于他在党锢之祸中的所作所为。

汉桓帝的时候,大名士李膺先生、太学生郭泰先生等人上书抨击腐败的宦官集团,结果反被宦官集团诬以“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将以李膺先生为首的所谓“党人”逮捕下狱。当时下狱者二百多人,都是清流。第二年,在太尉陈蕃先生的多方营救下,李膺先生及其党人二百多人被赦免,但终身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时,在野处士、太学生以及可以谓之清流的官员,都以结交“党人”为荣;当李膺先生等先生下狱时,纷纷表示自己就是党人,请求与李膺先生共同下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党锢之祸中,陈寔先生也牵涉其中,而且表现令人击节。

陈寔先生身陷党锢之祸,源于一次非正式的沙龙聚会。当时党锢之祸已然发生,但陈寔先生依然在会上发表了同情李膺先生及其党徒的话,在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环境下,他的一席话被作为“诽谤朝廷”的证据而遭到小人告密。当逮捕令下达的时候,和他关系很要好的地方官要他火速避难,陈寔先生却说:“我跑了,他们怎么办(沙龙成员)?我不去监狱,谁去监狱?他们在监狱里依靠谁呢?”因此自动请求下狱。

可以说,在内心中,陈寔先生也是以自己为李膺先生的党徒的,并不是为了分享什么利益,也没有利益可以分享,相反只会惹来麻烦,甚至牺牲姓名,但陈寔先生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全在于一颗正义心,一种激浊扬清的道义感。

说这些跟樊英先生有甚关系呢?关系至伟。

试分析之。清议的发生,党锢之祸的发生,乃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矛盾聚积到一定程度了就要爆发,要不然就不会有发展。而两者的发展源头则在樊英先生与汉顺帝的风波中就得以孕育。这并不是说樊英先生直接点燃了引火线,而是他的精神和作为已为后来的清议和党锢之祸开启了先声。

樊英先生在朝堂之上和汉顺帝大吵大闹,原因就是深恶痛绝于汉顺帝宠幸宦官的黑暗政治;乃至而后隐居授徒,品藻人物,更开清议之先河;虽然,樊英先生并不是这一切的肇始人,但在这股浩荡的时代潮流中,他亦是令人耳目一亮的弄潮儿。

樊英先生太渺小了,以至于被历史湮没。但关于他的零星记载,依然可以看出,他洞悉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以自身的微薄的力量推动着潮流的向前滚动。他听懂了时代的旋律,时代却因为他的隐逸而将他遗忘。幸好,樊英先生并不以此为憾事。

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樊英先生是令人尊敬的女权主义者,他看待妇女的观念、关于妇女地位的阐述,比之于现代人的观点,丝毫也不逊色。而读者上帝不要忘记,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两千年前的东汉,这一点现代人应该感到无比汗颜。两千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反不如以前了?

陈寔先生亲眼目睹了老师尊重老婆的一幕。樊英先生生病期间,他的老婆派侍女前来拜问,樊英先生不惜病体,从床上下来答拜。陈寔先生觉得奇怪,就向老师问为什么。樊英先生说:“妻是齐的意思,按照古礼,老婆应该与老公一同供奉祭祀,地位是平等的,我怎么能不下床答拜呢。”

呵呵,一个彬彬有礼、崇尚女权的可爱的老头形象宛然眼前。

樊英先生七十多岁时故去,最终的身份只是一个隐士,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2、庞德公,决不当官

庞德公先生是三国时期的大隐士。他在当时虽为隐士,却四方闻名,因为经他的教导和推举,三国史上响当当的两大谋士——诸葛亮先生和庞统先生相继升空而起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辅佐刘备成就一番霸业。其中庞统先生是庞德公先生的侄儿,诸葛亮先生对庞德公先生也执弟子老师之礼。

庞德公先生一生未仕,至死恪守“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准则。如果说诸葛亮先生如此说,是因为在等待识货者,以提高自己的价码,但对于庞德公先生,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是发自肺腑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和弦外之音。这种对仕途宦海不发烧不感冒的态度,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来讲难能可贵。

做官难,难做官。有的人为官一生,身心俱疲;有的人殒命官场,可恨可怜;有的人得窥官场本质,压根就不去当官。庞德公先生看来,做官无异于蹲牢房,既不可得自由之思想,又遑论独立之人格,仿佛一片苦海。于是他挣脱苦海,羁留山林,于青山绿水相伴,做了一名悠哉乐哉的隐士。

鹿门山中的大隐

庞德公先生是彻头彻尾的隐士。

他终生未仕,高卧林泉,和老婆躬耕于田亩,与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他的心底有一个至死不渝的信念,那就是不做官,不出仕,不当名缰利锁下的奴隶;

生活要有自己的主张,庞德公先生为后世的随波逐流者树立了表率。

读者上帝一定会对庞德公先生的名字产生疑问,德公到底是他的名还是字呢?是他的敬称还是号?抑或是当地人对他的饱含尊敬的习惯叫法?这些都是围绕着“庞德公”三个字产生的疑问,而其根源则来源于两本古籍含有分歧的记载——《襄阳记》中说他叫做庞德公,《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则称他为庞公。

庞德公先生的第一手资料来自于《襄阳记》,上面说“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如按这个记载,则德公应该是庞先生的表字,因为前面三个人,诸葛孔明,庞士元,司马德操,都是以姓加表字的表达方式来记述的,庞德公也应该如是情况,即姓庞,表字德公。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事实仍在存疑。范晔先生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也遭遇如此难题,不过他老先生本着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旦涉及庞德公的事迹,则笼而统之的直称其为“庞公”。这下子倒好,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叫你“庞公”总不会有错。范晔先生倒是省事了,却害苦了读者上帝苦费思索。

不管怎么说,《襄阳记》还是准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上帝,庞德公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而且终生未离开过襄阳半步。

庞德公先生生活的时代,天下已然大乱。

东汉王朝末期,桓、灵二帝以来,朝堂之上群魔乱舞,乱七八糟。丧乱的根源无外乎两股势力,一是深受皇帝宠幸的宦官势力,倚借皇帝的威名无恶不作;二是深受皇帝倚重的外戚势力,爵高权重,无所顾忌。两股势力既相互勾结又彼此攻讦,甚至同一势力的内部仍然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多种力量合力而发,东汉王朝苟延残喘都不可得。

天下的分裂已属必然。外戚何进听取袁绍的建议,引凉州军阀董卓进京勤王,诛灭十常侍,但董卓却是个请来容易送去难的瘟神,他不但盘踞京师不走,反而反客为主,残酷镇压异己者。天下群雄再次将矛头转向董卓,结成联盟共同讨伐之。但终因心力不齐各怀鬼胎而功败垂成。

其后,袁绍以“四世三公”的政治资本崛起于冀州;曹操夺取青、兖之地,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天时,声势逐渐浩大;袁术占据淮南、扬州,实力不容小觑;刘表占据荆襄,其地藏龙卧虎;孙坚广据江东,收兵买马,倚长江天险,睥睨中原;刘璋据蜀地,张鲁据汉中。天下已然支离破碎,东汉王朝亦名存实亡。

乱世既出英雄,也出隐士,这即是所谓的人各有志。有的人不甘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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