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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帝的颓废不堪，皆种因于安、顺两朝，安帝和顺帝对东汉的衰亡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安帝刘祜先生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政治上毫无建树，可却能宠幸女人，阎姬就是他最宠幸的女人之一。阎姬后被册封为皇后，成了安帝龙床上的专宠，但奇怪的是她并未能为安帝生产一个儿子。在母以子贵的后宫，身为皇后而没有嫡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荣耀和显贵亦无法保障和为继。安帝死后，阎皇后为了保全自身，施计废掉了安帝的长子刘保，即后来的汉顺帝，另立幼儿刘懿为皇帝，她则垂帘听政，照旧执掌大权，继续尊崇。
没想到刘懿是个短命鬼，只在龙椅上坐了七个月就死翘翘。刘懿死后，曹腾（曹操之所以姓曹，就是随曹腾的姓，曹操的老爹曹嵩乃是曹腾的养子，原姓夏侯氏）、孙程等十九位宦官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被废的刘保先生即位，就是汉顺帝。汉顺帝即位后立刻就废黜阎太后，以报当年之仇。
汉顺帝即位时年方十一岁，政权操切于众阉宦之手，有拥立之功的十九个宦官俱都封侯，开启了给太监封爵的先例。汉顺帝长大后，性格懦弱，很少有振奋的表现，相反纵容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导致梁氏外戚揽政长达二十余年。宦官多是群小，外企专横跋扈，朝堂之上妖气弥漫。汉顺帝御宇这二十年，致使东汉王朝毁灭的各种因素俱已呈现，政府更加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到了桓、灵二帝的时候，局面愈发不可收拾，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由勾结而转为水火难容。梁氏外戚衰落后，新的外戚力量崛起，但面临的情况却迥然有异，很难再恢复到梁氏当政时的不可一世；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则又重新抬头，他们挟天子而发号施令，与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相互倾轧。东汉王朝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吃上等的补药尚无济于事，何况再下两帖虎狼药？一命呜呼是必然的命运。
这些事情都是樊英先生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樊英先生学贯古今的学识，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身处末路心中了然。在他的内心里也曾想过振臂一呼，为国家的危难而奔走呼告，但这样的星星之火，没能成为燎原之势，只一闪而过，被无穷无尽的失望和绝望而取代。
儒家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理念，穷有两个境界，其一是个人之穷，比如生计无有着落，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于国于家均无能为力，只好洁身自好，以期避免给社会带来麻烦；其二是国家之穷，比如战争频仍，奸邪当道，皇帝亲小人远贤人，这种情况忠臣贤士已失去尽忠报国的机会，只好抽身而退，以苟全性命。
不论哪种穷法，解决之道都在“独善其身”，独身其身的方法多种多样，最普遍的就是跑到深山古刹隐居起来，与闲云野鹤相伴，做一个出尘脱俗的化外之民；比这稍好一点的，还要亲事稼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绝不麻烦别人；比这更好的，则是广招门徒，把自己渊博的学识传承下去，希望后继之人有所作为。樊英先生大概是最后一类，他不想全身而退，仍要为未来培养希望。
樊英先生的隐居，虽然是在国家丧乱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也称不上是值得推崇的行为，但他的隐居仍然是彻底的，他不跟任何人合作，只俯首讲坛，传播自己的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樊英先生发掘了自己的价值，并得到了自己的快乐。生活贵在有自己的方向和主张，那种生活在别人制定好的条条框框里的人永远都不会领悟到快乐的真谛。
樊英先生的隐居授徒，使得他的名声大噪。汉顺帝知道后，就让人拿着策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先生入朝为官。樊英先生以当官为祸事，无异于架上油锅，绑赴刑场，因此称病坚辞。汉顺帝大怒，对樊英先生所隐居的地方——壶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责，并命令地方官用马车强行将樊英先生送到京师。
樊英先生无奈，也不好难为地方官，只得进京，但到了京师以后，仍然推说病重不能入殿面君。汉顺帝再次命人强行将樊英先生抬入殿中，樊英先生的倔强劲也上来了，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礼。
面对樊英先生这个倔老头，汉顺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从此闲云野鹤
朝堂之上，汉顺帝和樊英先生的关系僵持不下，殿上的氛围骤然紧张。
汉顺帝怒不可遏的说：“樊英你算什么东西？告诉你，朕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你贫穷下贱。不要在朕面前装大瓣蒜！你一介草民，三尺贱命，凭什么轻慢朕的命令？你读了一辈子的经典书籍，连最起码的人臣之道都不懂吗？”
樊英先生并不因为汉顺帝的恼羞成怒而恐惧，慢条斯理的说：“陛下的话，言之差矣。老朽行在世上，接受的乃是天命。能够平平安安颐养天年，是天命使然；人生不幸，多灾多难而不足长寿，亦是天命使然。陛下怎么能使我活，使我死，让我富贵，让我下贱呢？我见到残暴的君主就好像见到了仇敌，见面尚且引以为耻，何况是殿下称臣呢？对于陛下让我做官的命令，老朽死也不能接受。老朽身居陋室，埋首青山，教书育人，虽是一介平民，但却怡然自得，自感无异于陛下之尊，这又有何低贱的呢？不合乎礼仪的俸禄，即使非常优厚我也不接受；如果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非常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试问陛下，贫穷与富贵在我的眼中有什么差别呢？价值取向不同罢了，请陛下不要勉强。”
汉顺帝还算聪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再逼迫下去，樊英先生恐怕就会以死相拼，那样的结局并不为汉顺帝所乐见，也有失庙堂的体面。汉顺帝此时倒也钦佩樊英先生的老而倔强的性格。樊英先生绝非浪得虚名，因为很少有人敢在朝堂之上以诘责和平等的语气跟汉顺帝这个东汉王朝的首脑对话。
除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以外，另一个使汉顺帝不敢把倔强的樊英先生怎么样的原因，则是樊英先生所代表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那就是樊英先生的人数众多的弟子门徒，他们聚在樊英先生的门下，一起学习“樊氏学”，久而久之就使樊英先生成为既成事实的学阀。
学阀是相对军阀而言的，军阀靠枪杆子，学阀则靠笔杆子。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比如弘农杨氏，祖宗几辈人都擅长欧阳《尚书》之学，自杨震以后，累计四世，都做到了太尉、司空、司徒这样显赫的职位。像这样的家族，他们的弟子门徒动辄成千上百，这些弟子门徒进入仕途后，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家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满天下，成为能与宦官和外戚势力相抗衡的士大夫阶层。
以学阀为背景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不容小觑。东汉末年，针对宦官和外戚互相争斗的邪恶气氛，士大夫阶层发起了“清议”运动，他们坐论时政，臧否人物，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樊英先生算不上大学阀，但最起码也算一个有声有色的小学阀。他的弟子门徒数以百计，做什么官的都有。汉顺帝非常注意笼络人才，他在位的时候，太学的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乃是历代之首，决不会因为樊英先生的一丝倔强而令天下樊氏学的门生故吏寒心。
汉顺帝不能使樊英先生屈服，然而尊重他的名声，让他到太医院做免费体检，并按月送去羔羊和美酒，以表示国家尊重贤士之意。
就这样，樊英先生在京师度过了两年光景，汉顺帝好吃好喝好招待，向樊英先生执弟子之礼。人心都是肉长的，樊英先生看汉顺帝态度如此谦恭得体，冷漠的态度有所软化。
到了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百花竞相盛开。汉顺帝派人把樊英先生请到皇宫，摆上一桌好酒席，预备好了讲坛书案，席前向樊英先生俯身下拜，行弟子之礼，完毕就向樊英先生询问朝政的得失，并授予樊英先生五官中郎将之职。
樊英先生接受官职，但并不是改变了初衷，而是为了使汉顺帝有台阶可下，要不然显得太过于死板刻薄。樊英先生做五官中郎将没过两个月，再一次向汉顺帝打了辞职报告，理由仍然是病重无法履行职责。汉顺帝无奈，知道这两个多月的五官中郎将对樊英先生来讲已属勉强为之，因此并不多做挽留，慨然应允樊英先生以光禄大夫的身份致仕退休。
一段不可逆转的风波过后，樊英先生得以重新回归自己喜欢的生活。他回到壶山以后闭门谢客，反省自身。一天，他正在菜园浇水，遇到从此路过的河南人张楷先生，他们早年曾一起被征召过，因此彼此熟识。
张楷先生对樊英先生说：“天下有两条路，一是出仕，二是隐居。我以前认为你能够辅佐天子，以利当世之人；没想到你拿自己珍贵的身家性命作代价，激怒万乘天子，后来又改变自己的初衷，享受天子赐予的官爵禄位，但你只是敷衍塞责，并没有献上经时济世的主张，这样子你就进退两难了。”
樊英先生深以为然，不禁陷入沉思。一会儿，他对张楷先生说：“先生说的是，我当时接受官爵禄位只是为了使天子能挽回薄面，未曾多想，经先生一提醒，我的处境果真是进退两难。享受国家的爵禄就要为国出力，尽忠尽孝，而不能隐居起来；要想安然的过隐居的生活，就得义正词严的辞掉爵禄，做到了无挂碍。谢谢先生教诲。”
送走张楷先生后，樊英先生决意彻底隐居，摆脱一切干扰隐居生活的阴影。想好后立刻修书一封，投递给有司衙门，声称自己无功不受禄，请求国家收回颁给自己的荣衔。国家开始不答应，因为光禄大夫乃是汉顺帝亲口加封，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撤销或收回。但后来樊英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撤销，有司衙门只好向上级请示。汉顺帝获悉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