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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妈妈桑，你放心吧，我这就过去。”我展示着我的甜甜笑容，缓缓地走向了那位已经入座的宾客。
我打量了眼前的客人，这是一位看起来很有气质的男人，他的头发密而黑，一身整齐的着装，50开外的年纪，中等个子，方正的脸上棱角分明。
“我叫幸子，初次见面，还请多多的关照。”这句话是我每晚要说许多遍的职业台词，包括点头哈腰的那一套，我都娴熟得很。
“哪儿的话，不必客气，我叫铃木。上周我才来这里打工。”他的目光直直地逼近着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也不小，但看起人来露出很自信的神态，即便他在笑的时候，这双眼睛也是不笑的，但好像那里潜藏着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日本男人很少有这种深邃的目光。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应该是大老板吧。”这是酒吧小姐恭维客人的常用语。
“你还行啊！入门挺快的嘛，”他调侃着，“不错，我是株式会社社长，你是新来的？”
他坐在我的对面问我，整个脸庞丝毫没带任何感情色彩。
他从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我拿起桌上的打火机，随即为他点上了。
我歪着头一笑，“这么说来，你是老客人。”
“不，与你一样，我也是新人。”他幽默了一把，但仍是那张一本正经的脸。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来的？”
“可忆。”随口说出后，又马上更正道：“噢，不，叫幸子。”
“可忆才是你的真名吧，好名字啊！我喜欢。”
我牵强地笑笑，没作任何回应，怪自己脱口而出了。
“铃木先生，你想喝什么酒？”我转换了话题，本想说出那些老板娘竭力希望我们向客人推荐的特贵的酒的名称，但这种商业话语到了嘴边却吐不出来。
“来杯‘阿兹缸’（意为热的清酒）吧！可忆小姐，你自己随便点。”
我的神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
我转身朝着吧台上的“基辅”（掌柜的）嚷叫了一下，那一望，望见了老板娘朝我眨眨眼，示意我点些贵的酒或者水果拼盘。
“我可不可以尝一下加拿大的冰酒？才刚到货。”我表现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好啊，你随便请用。”他处处用敬语，来酒吧的客人一般不会这样，都是居高临下的语气。所以这显示了他极好的教养。
“就是有点贵，真不好意思。”
“没问题。”他看了我一眼，接着说：“可忆，你不觉得你是这里的一朵奇花异草？”
“是，我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但是，我要去适应这个社会。”
“你会的，因为你聪明而且有智慧。”
“这些对客人重要吗？如果你称赞我漂亮可爱的话，我会比较高兴。”
“你足够可爱，给满分；至于漂亮嘛，还凑合，可以打70分。”
“哈哈，你怎么像老师一样喜欢给人评分呢？其实每个人的审美观是不同的，男人女人的审美观也不同，各民族之间的审美差异就更大了，坦率说，我觉得我很漂亮，足够漂亮。”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骨子里哪来这么底气十足的高傲，也许我生来就不是当低三下四陪酒女郎的料吧。
“你一定是个处女，我没看错吧。”
听到这话，我有点不习惯，心想，酒吧客毕竟是酒吧客，我低下头，脸红红的，默不作声……
“可忆，听我说，辞去这里的工作，当我的小情妇好吗？每年我起码会给你的账号打进500万日币，你放心，我是个好人，而且我有家室，最多每周两次上你那儿过夜。”他的话说得很赤裸裸，直截了当。
“你说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好教养，比那些说话粗俗的客人还混蛋。
他又重复了一下，用那种商人的语气。
我当场就气疯了，那点女孩可怜的尊严一下子被面前这个男人击碎了，刚才与他之间的那点默契和对他的一些好感顿时烟消云散，天哪！我差点将他想像成什么尊重女性的高尚者了，原来日本男人终究是好色的啊！ “对不起，铃木先生，你看错人了。”我加以拒绝，声音比冰块还冷，我起身后扭头就走开了。
随后，我躲到了洗手间里。委屈的泪挂在了脸上。是的，这个时候，我的心灵已经被情爱大师深深震撼了，爱情的火焰已悄悄在心中燃烧起来。我唯一的梦就是有一天能见到梦寐以求的大师。
我决不会出卖自己的肉体，我要守望那片珍贵的爱情麦田。
因为铃木一直在他的座位上等我，其他的陪酒女郎一个个走过去，都被他挥挥手拒绝了。
见此状，老板娘急忙叩响了洗手间的门。
“幸子桑，你的客人还在等你呢！你快出来呀。”
我“嗨”了一声，出于客人就是上帝的礼节，我只好从洗手间里出来。
“幸子桑，怎么了？”老板娘问我。
“有点不舒服，冰酒的后劲还真厉害。”我找个借口。
“那别再喝了，小心点啊！”
我“嗨”了一下。
我极不情愿地走向铃木。
见我走了过去，铃木将写有自己手机号码的纸条递到我的手中，“可忆，那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月的考虑时间，希望能接到你的电话，千万不要错过我，千万！”
我接过，然后将纸条往手心里一捏，又漫不经心地塞到了衣袋里，也算给他面子了。但心里在嘲笑他，别发梦了，好色鬼！
一个月过去了。
这不是普通的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生命的小船在人生的航海里颠簸、撞击，命运的波涛几乎要将它击倒、沉没了……
事情是这样的。
父亲患上头痛病时来已久了，但他是条硬汉子，忙里忙外，平时根本不当回事。疼痛发作时，他的脸会像猪肝一样红，这个时候他总是倒头大睡，昏天黑地睡上一觉后，感觉就会好一点。
他曾在我的再三劝告下，去苏州当地的第一人民医院脑科做检查，但医生开出的一系列诸如脑部CT扫描之类的单子，他都塞进包里了事，全然不当回事，对我却说查过了没什么大事。
那天晚上，我从酒店深夜打工回来，美子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可忆，我刚才给你店里打电话，可他们说小姐在班上不给接。是这样的，问题严重了。吃晚饭的时候，你的姑姑从苏州来电说你父亲晕倒了，送去医院后神志时而清楚时而糊涂，检查结果是脑部发现一个直径3cm大的肿瘤，急需开刀做手术，要不然会压迫脑神经的，且肿瘤越来越大。但你父亲厂里效益不好，无法为他支付医疗费，而医院做那个叫‘伽玛’的脑手术加上住院用药费等需要预付近10万元人民币，亲友让你想办法筹款立刻寄回去，否则你父亲生命都有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呆了，全身发抖，脸色苍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想起父亲，我的心好痛，童年的情景一一涌现在眼前，但我强忍着泪水，因为从出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说，东京不相信眼泪。
我想了想自家亲友的情况，说真的，亲友都不富裕，本身日子过得就很拮据，凑起来勉强借出个一两万元还有可能，可现在需要10万元啊！ 10万元人民币对有钱人来说是九牛一毛，但对我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决定向周围的人借，也许那些在店里当陪酒女郎当了很久、穿戴名贵的女孩们会有钱。
但是，当我晚上在酒吧里好不容易向那些中国女孩开口要借钱的时候，大家都用各种理由表示了为难和拒绝。
“我的钱都寄往国内了。”那位长发女孩吸着烟，看也没看我一眼。
“对不起，我也正在为学费发愁呢！”另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福建女孩扔出这句话后就走开了。
“幸子，你说晚了，我上周还有钱，可是一个周末下来，我的钱全都扔到‘帕金宫’（沿街的赌场）了，输了整整30万。”平常和我有点交情的北京女孩美香两手一摊，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救命要紧，既然这样紧急，那么等这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后我全借给你。”终于有一个叫惠子的女孩愿意慷慨解囊了……
第二天晚上我去酒吧上班，奇怪的是所有昨天我向她们借过钱的女孩都一律远远地离开我，好像是要躲避瘟疫似的，连昨晚说得好好的，要将工资全部借给我的惠子都如此。
她们围坐在一起窃窃私语，有说有笑，但是见到我走过去了，就马上一片静寂，然后各自陆陆续续离开，重新找其他的位子坐。
我郁闷极了，心想不借就不借，也用不着这样啊！ 回到家，我把酒吧里的这种情况向美子说了，谁知她却说：“那当然了，谁知道谁啊！你明天拿着钱走了，去找谁？在日本，你记着，没有像中国市民那样互相借钱的习惯，大家挣的都是血汗钱，如果你一旦开口，那么连朋友都没的做了，人家就会远离你了。”
这句话是不是一个暗示呢？总之，我把要对美子说的话吞了下去，本来落在美子身上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
我当时存折上总共才结余21万日元，我只为自己留了1万元，20万元都拿出来了。
正好那时，我酒吧里的一位掌柜要回上海，为了节省邮费，我就托他将这20万日元交给我上海的舅舅家，由舅舅去苏州交给父亲，让他们先用起来，我这里再想办法。但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舅舅压根就没拿到那20万日元，那个掌柜去而不返，伤天害理地吞没了我那身上仅有的、去救父亲命的钱；我拨通了他留下的那个联络电话，根本就是空号。
那天，我呆呆地看着窗外，心中忿忿不平。上天为何对我如此不公？命运将我推到了绝涯的山崖，我无路可走，该怎么办啊！ 无奈之际，我想到了晓江，就在我决定给他打电话求助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已经记不起他在上海的那些电话号码了。
我只能打往他苏州的老家，电话很快接通了。
“喂。”听得出是他妈妈接的。
“伯母，我是可忆，晓江最近常回来吗？”
“这还与你有关吗？晓江是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