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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学校的报名通知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新生报名分六种情况：第一种，有居民户口本，有房产证的；第二种，有居民户口本，没有房产证的，但有购房合同，有发票，有单位证明的；第三种，农民工子女，有打工单位证明和居住证明的；第四种，三代同堂的，户口随祖父祖母的，有房产证；第五种，拆迁户，有户口本，有拆迁证明的；第六种，有户口本，租房户，有街道和居委会证明的。
张青云判断，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有我们如此详细的儿童入学规则，你的户口，你的经济状况都写得明明白白，你是什么样的人，属于哪个等级，小孩子从小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了伤害，父母是个没本事的人，他连房子都买不起，他是个居无定所的人。孩子会认为，我们家是穷人，别人看不起的人。
这种人为的划分，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小时候经常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翻身农奴得解放。以为到了新社会就人人平等了，谁料想有关部门创造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一些大城市人为制造的门槛，让张青云这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感到人生是越活越复杂，似乎每前进一步，就有被脱一层皮的感觉。
《省府大院》第二部分 《省府大院》第六章（5）
就是因为你的出身、户口、贫富、长相、气质、社会关系，你随时面临和别人的不公平竞争。同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就因为人家会投胎，父母是北京人，他天生就有了留京的指标。你是外地孩子，学习不进入前几名，得不到留京指标，你就只好哪里来回哪里去。他可以不劳而获，不用跑就到了终点；而你必须拼命跑完全程，还要把大批的对手比下去，获得好的名次，这样你才有资格到达终点。
张青云带着儿子在街上溜达时，每每看到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兄弟，穿着脏脏的衣服，戴着安全帽，皮肤被晒得成了焦炭的颜色；裤腿上不是泥就是油漆；脚上的皮鞋早已经变了形，看不出原来是黑的还是白的，肯定从来没有擦过。他们嘴里叼着劣质的香烟，走路一摇一晃的，还哼着小曲。
张青云看着他们就出神，就想到自己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就会和他们过一样的日子，每天乐乐呵呵的，农忙时回家种种地，帮乡下的老婆收割庄稼；农闲时就到了城市里，凭自己的手艺打工挣点活便钱，也没有时间读书思考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想法。随便得到一点东西，就感激得要命，满足得要命，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幸福”。
“幸福”，做农民实在是“幸福”，不是有一个调查吗，问中国现在哪个阶层的人感到最幸福？结果网上公布出来了，是农民，农民的幸福感最强。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出来，立即论证为什么农民感到最幸福？发了一通鸿篇大论，结论是农民们生活在现在，实在是应该满足了。张青云看了他们的议论，心里骂了一句“王八蛋！狗日的！”就你们那水平，还配称专家，歇了吧你！要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就你瞎子摸象似的搞出的那种东西，也叫成果！不饿死就算不错了，实在不配坐在那么好的位子上搞研究。
还有一些假假的文人，所谓的作家，一天到晚歌颂乡村的美好、优雅、情调，认为只有乡村，才是文明的所在。只有农民的生活，才是真正有诗情画意的生活。张青云每每看了他们的所谓大作，都要恶心得想吐。
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不用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养老疾病发愁了，他们可以享受乡村生活的闲雅了，他们就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也会坐在田埂上、小河边，静静地欣赏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一点一点坠入西边的晚霞里。
他不知道，作为一个农民，守着那家里的二亩地，除了化肥、种子、浇水、收割的投入，打到手的几百上千斤粮食，基本是平局，只是落了白辛苦一年。一亩地就是打上一千斤小麦，也就是七百块钱的收入，除去投入，也就是三五百块的收入，这要一个人花一年，吃穿用度，门头差事，他能潇洒得起来吗？不出去打工，挣个活便钱，孩子上学、家人看病，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等死。乡下人许多都是小病不舍得去看，拖成个大病，大病更没钱看，只能眼睁睁地等死。
农民最幸福！农村最有情调，张青云觉得，要是农民兄弟学会了看报纸或者思考问题，脑子里转过来弯，那发表这些奇谈怪论的所谓专家、作家就惨了，走在大街上，要化装，要不然被人认了出来，脸非被人打肿不可！
在省政府秘书长袁保山的办公室，张青云努力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向初次打交道的袁大秘书长简单汇报着自己的工作经历。
《省府大院》第二部分 《省府大院》第六章（6）
他心里非常明白，袁保山这样给自己面子，第一天就屈尊和自己这个小萝卜头拉家常，关心自己的进步，实际上是看王天成的面子，是向王天成主动示好的表现。
这官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当年袁保山在整个清河省多红啊，是省长李大化的铁杆兄弟，在整个省政府，除了李大化，他就是最有实权的人物了。像当时的常务副省长王天成和后来的林正义，说是省政府的二把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这个常务副省长，有时候虚得很，会做了，你还有点权力；不会做了，你很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架空。什么叫会做？说白了，就是要主动和一把手搞好关系。这个对别的人不难，但对二把手来说，或许是天下最难的事情。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这个二把手，不是一把手让谁做谁就能做得了的，是组织上安排的。组织是谁决定的，还是人，是说话更算数的上级领导。具体到一个省，谁做常务副省长，还是由中组部说了算，当然还要象征性地征求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意见。
说了一圈，就是为了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管是王天成或者是林正义做李大化的常务副省长，李大化都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他就是不喜欢谁，那也没办法，只能够接受现实。否则你就是不服从组织的决定，就是没有胸怀，缺乏大局意识，一句话，作为一把手，你的素质太差了。如果给组织部门留下这样的印象，那你的仕途基本上就走到尽头了。
所以即使有不满，也要憋在心里，脸上决不能显出来。反正你是一把手，只要动心思，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把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化。在官场上典型的做法是，通过巧妙的授权和分权，把二把手的权力分散，不动声色地就削弱了这个最危险的对手。
多年观察政治，看过听过研究过太多的权力争斗，张青云知道，正职和副职永远就是一对冤家，党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市政府的市长和副市长，省里的省长和副省长，只要在台上一天，就会斗一天。
至于怎么斗，却是各人有各人的斗法。
具体到省政府来说，就是李大化和袁保山只要密切配合好，可以玩弄任何一个副省长于股掌之中。重要的财政权、人事权，都在李大化手里握着呢，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具体由袁保山负责落实。
他们两个可以完全撇开任何一位副省长，按自己的意愿做决定，他们两个就是省府大院最大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而现在，李大化已经淡出政坛，只剩下一个袁保山，凭他的实力，独角戏根本就唱不起来，主子换了，这个新的主子就是代省长王天成。
而作为王天成的秘书，张青云知道，自己的地位在这个节骨眼上陡然上升，成了谁也不能忽视的力量，袁保山对自己的重视和关心就是最好的证明，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政治旋涡的中心。这一切都是身不由己，让人还来不及做周详的思考和准备，就已经进来了，成了这个高速运转的权力机器最核心的一部分。
坐在袁保山对面的沙发上，张青云满怀谦虚、感激的心情，和袁保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袁保山又问了一下张青云的住房情况和爱人、孩子的情况。
当听到张青云说还在党校住着七十多平方米的破房子时，袁保山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说：“我安排他们赶快把你调过来，调过来你就有资格分房子了。省政府办公厅在东郊有二百多亩地，准备建新的办公楼和家属楼，到时候省政府就要整体搬迁过去。设计早就做好了，就等着上省长办公会定了，明年初开工可能没问题。到时候你就会有一套大房子，处级干部可以享受一百五十平米的。”
《省府大院》第二部分 《省府大院》第六章（7）
省政府整体搬迁，清河省委省政府早已经有这个规划，之所以迟迟没有实施，就是因为换一任领导改一任规划，换一任领导有一任领导的看法，轻重缓急，大家看法不一样。
李大化当省长时，就想上马，按张青云的估计，如果他能够顺利当上省委书记，省委、省政府早就搬迁到郊外去了。李大化这个人敢想敢干，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八匹马也拉不回，从这个脾气上说，他和王天成属于同一类人。
但清河省爆发的系列腐败案，让李大化上升很猛的政治势头来了个急刹车，中央从稳定全局出发，从外省调来了郭云石做省委书记，可能考虑到李大化确实能力非凡，经济上又没有问题，就又让他做了一届的省长。
做省长和做省委书记，虽然都是正省级，但一个是一把手，一个是二把手，按党内通行的叫法，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谁是主谁是次，大家心里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