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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家聚餐，许小曼把我拉到匡开平那一桌坐了。酒至半酣，许小曼接过一个同学的话头，似乎是突然想起来说：“池大为你说你明年要报一个课题，是哪方面的？”我没料到她会来这么一手，简直不敢抬起头来，装着吃菜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是中药现代分类方面的吧。”我把眼珠轮上去，瞟一眼匡开平，他脸色都变了，拿起一杯啤酒遮了脸，仰头喝下去。许小曼说：“这个选题听起来还不错。”又转了话题。下午许小曼要送我去车站，我挡住了她。她给我一个信封说：“票在里面。”我说：“那八百块钱，我回去马上寄给你。”她说：“那我就是贪污了。书呆子，四万多块钱做八百块钱的手脚还做不出来？”我笑了说：“如今的许小曼，大小权力过手都要操作一下。”又说到匡开平，她说：“明年你只管报吧，问题解决了。”我说“许小曼你真有你的啊，你偏敢那么说。”她说：“他都敢你不敢，那你就等着他骑着你跑吧。”
到车站我拆开信封，卧铺票溜了出来，订票的二百块钱还在里面，我还以为是找回的零钱呢。
第二篇 40、一种说法
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我的思维非常清晰，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到北京这么几天，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这是一种呼唤，一种牵引，一种诱惑。你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否则就跟着走。我忽然意识到“跟着感觉走”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除了几个敏感部位，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可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时代变了，我变不变？别人都轻装上阵了，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而我还在原地徘徊。巨大的潮流涌来了，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不，不止是震动，简直就是地动山摇，我自岿然不动？只有跟上潮流，才有希望。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这是一种情感本能，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我曾为之骄傲，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去，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没有人愿意理解，包括董柳，包括许小曼。只有在夜深人静中，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就在楼梯上停住了，侧着身子站着，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董柳说：“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他好房子住了，钞票口袋里揣了，开车到处跑，你还看不起他？”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这么实在，可细想之下，俗也有俗的道理，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猪人也好，狗人也好，那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能干的人，适于生存的人。而关注人格，坚守原则，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跟不上时代的人。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标准，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什么都是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抛开一切，轻装上阵，投入生存的竞争。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那样我是谁呢，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赶紧缩了回来，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砰”的一声震响。
我对自己在《中医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我想凭着这种努力改变处境甚至命运。可周围的人谁也不在意，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件事。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把论文报到省里去评奖时，还没入围就被刷下来了。想着这件事我有几个晚上睡不着，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痛苦，可就是睡不着。我至少明白了，在一个操作的时代寄希望于公平是很可笑的。世界变了，我怎么办？我失去了努力的方向，再多写几篇，别人也不当回事。只有尹玉娥说了一句：“池大为你不错啊，坐机关还惦记着业务，厅里也就是你了。”我一下子觉得跟她拉近了距离。好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干，上班看报纸，下班看电视，欧洲各国的足球联赛，什么意甲，英超，几乎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跟齐达内等人建立了感情，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把足球当作信仰，为足球疯狂。
胡一兵打电话来约我去随园宾馆喝茶，晚上我就去了。见了面他说：“我打算下海了。”我说：“开什么国际玩笑，电视台几个人能挤进去，你端了金饭碗倒想摔了它吧？你当年考大学做梦都想当记者，梦实现了，你也不安份了。”他说：“大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没想到自己有今天。我读初中时，看见父母顶着太阳在田里捞一口饭吃，而供销社的售货员却坐在树荫下闲谈，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到供销社去做一个售货员，不要晒太阳下水田，人上人啊。读了大学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我有了今天，我要珍惜。好多次自己抓到的话题都被领导给毙了，我憋得半死我都忍了，我要珍惜啊。可到今天我再珍惜我就不是我了。”原来前一段他们节目组收到群众来信，拆迁户对孟甫区旧城改造的安置工作不满，他就带着搞摄像的记者去了。采访了十个人，有一个人满意，一个人无所谓，其它八个气都大得不得了，旧房收购价太低，周转房离城太远，质量也太差，小孩上学也不方便。总之一切承诺都没兑现。他回去就把新闻发了，主任审查也没说什么。可当晚区政府就来了电话给黄台长，要求电视台注意舆论导向，黄台长还含糊其辞顶着。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室又打电话来了，宣传部还特地来了人，要求支持区政府的工作。他挨了批评，第二天硬是把那个满意的人的录相播了，这代表了民意！我说：“无冕之王个别时候憋那么一憋也是有的，憋不死你！我们天天受憋还没有憋死呢！”他说：“有了权吧，你愿意事情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包你满意。老子脾气来了把里面的猫腻都给捅了。”他说到旧城改造是金叶置业与区政府联手搞的项目，把平房拆了盖高楼，金叶置业公司简直就暴发了。项目是怎么被他们搞到手的？各级部门为什么站在金叶的立场上说话？里面的黑洞有多大？他说：“还说无冕之王，你太抬举我了。一个港资公司都搞不赢。金叶的余老板真是个老板啊，他的调动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权它妈的和钱它妈的结合得太好了。盖了这么多高楼，有几幢底下不是压着的一连串的秘密？有权不愁没钱，有钱不愁没权，随时可以转换。老子脾气来了要捅它一下子才好。不过，老子──”他叹一声，“老子也只好算了，凭我一条蛆也拱不起石磨。”我说：“轻轻憋你这么一憋你就要下海，海里的鱼虾是那么好捞的吗？耍名记者脾气吧，以为这个牛头就不能有人来摁一摁？”他说：“下了海我两眼一闭去它妈的什么也没看见，再把脸那么一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怕赚不到钱？”我说：“走到北京是求生存，回到省里还是求生存，人到底有几个胃？求来求去人它妈的都变成鬼了。”他说：“你说鸡琢磨个啥呢，琢磨那几粒米，人琢磨个啥呢，也琢磨那几粒米，只有那几粒米才比较真一点，想再多没有用，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冲突起源于关于意义的歧义。潮流中有一种神秘的摧毁性力量，也有一种强制性同化的力量，这是现代与传统的合力，它不怕你精神有多强大。最深刻的道理从来就改变不了最简单的事实，到今天更是如此。想一想再过几十年世界上的石油就用完了，想一想南极上空的臭氧黑洞越来越大了，想一想温室效应把冰山都融化了，连上海都会被淹到海底去，想一想人都可以成批地克隆出来，一个人还想着那么多事干什么？虚假命题！所以还是回过头来琢磨那粒米比较可靠一点，想起来这是很可悲的，人一辈子！但悲剧已成定局。”
胡一兵一招手，叫服务生拿来几瓶啤酒。服务生托着盘子送了啤酒来，弯下腰问：“老板要不要请两位小姐陪杯酒？”我说：“如今陪酒的小姐也有了，我只在批判旧社会的小说上看到过。”服务生说：“先生思想要开放一点，改革开放都十多年了。”我说：“警察叔叔不来抓？”他说：“他们自己有时也来喝杯酒的。也是给小姐一个机会吧，她们也可怜。”胡一兵说：“下次吧。”服务生就去了。我说：“现在连这些事都理直气壮了，倒是我不开放。”胡一兵说：“看见了吧！世界变它不是变哪一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对抗它是没有意义的。就说我们台里，杜芸你知道吧，人人都知道，名主持吧，她主持的今夜真情栏目，是台里的王牌节目。”我说：“说起来一套套的，看着也挺纯情，台型不错，听说她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