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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实，卧龙生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多种成名作和代表作，都由真善美出版社推出的，如《无名箫》、《素手劫》、《天马霜衣》等。
在武侠书堆中长大的孩子笔者的幼年及少年成长历程与武侠小说密不可分，既没有兄弟姊妹为伴，武侠小说遂成为最好的朋友，它与我朝夕相处，即使考试前仍有手不释卷的情形，但从未因此耽误正规学校课业。且不说我有幸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之事实，当年有许多读者亦是日后成为专家学者、政坛要人、企业领袖并及于海外。本人及许多读者的体验是：武侠小说帮助我们活泼心智，激发正义感，充实想象力，固持理想，终有所成。英雄豪杰，快意恩仇，固心向往之；邪不胜正，因果循环，更得潜移默化之效。
尤有进者真善美出版社作者中的上官鼎（兄弟三人）及陆鱼均出身台大并日后得到博士学位。刘兆玄（上官鼎三兄弟之一）并“学而优则仕”，目前活跃于政坛；我的学长刘兆凯先生（上官鼎三兄弟之一）创办并主持台湾通讯产业重镇东讯公司，均对社会人群很有贡献。他们今日的成就，实可自当年写武侠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的创作力窥视一二。盖武侠小说创作除须具备一般文学创作之条件之处，尤须个有丰富的想象力及适当了解历史背景、地理山川、武学知识及杂学等，所以往往比一般不说更要难写。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有人说武侠小说不是文学，古龙曾为文以他惯有之笔法批驳此种偏见。武侠小说之文学定位固有待学者专家，但就实务角度来看，曾经（并继续）拥有广大读者之小说类怎可忽视到不承认其为文学？先父曾撰文回顾1950一1974之武侠小说，内中指出有四大读者群，包括来台人士、原台籍人士、在台生长人士以及海外侨胞，其影响乃至与伦比。1974年至今又是20年，其间台湾经济起飞及大陆开放并经济快速发展，武侠小说之读者成份又有所改变。据统计，在台湾，金庸的武侠小说在1990——1994年间销售400余万册。再看看大陆，自1978年至今武侠小说风云涌之势，并进一步有各种专门研究武侠小说的文章书籍出版，甚至编写有好几种武侠小说索引，并进而成立学术团体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无人可以否认武侠小说应在文学上有其一席之位了。
武侠乃我中华民族所独有1993年11月，笔者赴北京参加台湾书展，看到大陆学界对武侠小说有系统研究并有专文、专书发表，内心真是敬佩无比。回顾台湾则完全没有对于这我中华民族所独有之物给予合理之重视。本社愿在努力再投入武侠出版之际，呼吁志同道合之士共同参与，精心培育我中华文学的这朵奇葩。
武侠有益社会人心之导正有一位学者曾特别指出武侠小说对于社会人心有莫大教育功能。是的，武侠小说的情节是脱不开善恶因果律的。先父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内论述到：邪派方面的魔头，必然是些“虚伪”、“邪恶”、“丑陋”的代表，也必然得到应得的悲惨结果。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能能悔悟前非、重新做人的邪派人物，必然得到宽恕。
这种依循善恶因果律的写法，满足了读者。
我们再进一步去体察武侠小说，我们将不期然而然地得到非常宝贵的、有益世道人心的若干道伦理方面的启示：凡是我国数千年来固有的忠、孝、仁、义等美德，通过武侠小说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因在富于趣味的小说里吸取到，自更觉深刻而真实。
武侠小说本质上注定必须是如此写的，教忠、教孝、劝善、惩恶、义夫、节妇、因果报应……如违反这些“规范”，就不可能写出武侠小说来，而这些“规范”，正是有关世道人心的伦常呀！因此，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得到如许众多的读者，久而不衰，是有它基本的因素的，不仅是逍遣解闷而已。
武侠小说是含有教育意义的。
一代宗师司马翎在其代表作《剑海鹰扬》中挑战此善恶因果律，他借着邪派领袖严无畏的思维提出：“一个智慧能力超绝当世的人是否仍须循世间的道德标准？”情节的发展是严无畏终难脱全面溃败的命运，甚至还在不知情下亲手伤残了自己唯一的儿子，是为报应！古龙在《孤星传》中以震撼的笔触描述“苍天有眼”来正面诠释善恶因果的道理，盖此乃人类良能之必然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非旧派，它是人性之基础。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无论其表达手法新旧，都不外乎描写人性，所以都不能违反这个基础。
人鉴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若说此时正须期望“侠道”再发扬光大，以导正社会价值观之偏颇，谁曰不宜！重现江湖笔者旅美21年，台湾无疑是我感情之所系，武侠尤为个人所热爱。如今真善美出版社以一个时代奉献的使命感，重新投入武侠出版，并积极推动先父回归大陆之愿望，盼望读者的批评指教。
宋德令
1996年6月
美国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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