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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不一样？”
“我已经成熟了。我经受了这么多。我们吃的苦太多了。时间不多了。瞧，这么多年一事无成。我已经厌烦了，不想再幻想当大款。剧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即使有了灵感也没有空白处可写了。维维卡，听我说。”她走开时我恳求她说。“听着！”我跟在她身后吼着。“我们没有外财。别忘了这一点。没有遗产可继承。也赌不来钱。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需要钱！”
“钱是什么？”她厌恶地说，“钱是奥狗屎。是毒药。”
“嘿，这是我说过的。”
“没有钱就不花钱。生活不光是钞票和钢镚儿。”
“是地狱。”我笑了。多有意思啊，我们两个人忽然对换了角色。
自从伯尼打电话答应给我工作到今天已经两周了。在此期间我一边慎重地考虑他的建议一边焦急地等待改写《心脏与处女膜》的稿费。
这一天下午我又跟往常一样信步朝信箱走去等候邮差的吉普车，确信我最近寄给考夫曼先生的那封考虑周到的信总该有个满意的回音了吧。那封信是八天前寄出的——去除信在两头路上花的两天，去掉周末，再给他的会计一至两天办手续，今天下午这份等待已久如此难产的账单无论如何也该跟其它邮件一起到了。
邮差的吉普车开上来了，他连最起码的招呼都不打。就在他往信箱里扔邮件时我抓住了他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拆开信捆，多数都是那些熟悉的东西。过期的电话费和断线通知。电费和警告。弗吉尼亚长途台的催款单。罗杰斯特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冷冰冰的威胁。妈的！没有一个信封上带有漂亮的考夫曼联合公司的标识。
我慢慢往山上爬，心中作出决定，趁着电话还没有掐断，最好给纽约打个长途把事情搞清楚——当然要委婉些。我边在脑子里温习着关于他小小的疏忽的一番话边拨号码。电话那一端的铃响了一下就断了，接着又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话务员说话了。
“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她问。
我把伯尼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停顿。
“对不起，”她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使用。”
“什么？你肯定吗？”我问道。为保险起见，我重申了伯尼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遍上述过程。
“没错，先生，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我挂断电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给纽约市长途台打电话。
“我找了，先生，”咨询员说，“可是目录上没有考夫曼联合公司。你肯定拼对了吗？”
“当然。他在电话簿上。两星期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还亲眼见了呢。”我说，可心中已经开始敲鼓，怀疑治安维持会又在跟我捣鬼。
“您要跟我的上司通话吗？”她问。
“好。好。请。”
停了好长一会儿，另一位妇女的声音出现了。
“先生？”
“喂？喂？”
“经查实，麦迪逊街475号曾经有一家考夫曼联合公司。不过那里的电话已在客户的要求下切断了。”
“哦……”我叹出一口气说，“他们没有留下别的电话号码？”
“据我们所知没有。”
“也许是不列入电话簿的号码？”
“如果有那么个号码的话，我们会知道的，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号码是什么。”
“噢……明白了。”我撂下电话，心里一团乱麻。我抓了抓头皮想，现在怎么办？得给Z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情弄清楚。
“好啊，努德尔曼。”Z先生咬着说，“出什么事了？”
“有件事真奇怪。我给伯尼·考夫曼打过电话，可是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号码变了，也许给掐了——”
“你没听说吗？”
“听说？听说什么？”
“没有人告诉你吗？他死了。”
“死了？”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差不多两周以前。心脏病。才54岁！他们在圣路易斯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发现他的。”
“圣路易斯？那我的支票怎么办？”我着急地说。
“他没付你钱？”
沉默。
“听我说，努德尔曼。还有更坏的消息。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
“身无分文？伯尼？伯尼·考夫曼？”
“他死前两天刚刚申请破产。”
“我——我——我不懂，”我晕头转向结结巴巴地说，脚下的世界在旋转。“我是说，他写的那本书《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不管书名是什么吧。”
“听着，别这么垂头丧气，”Z先生嘶哑地安慰我说，“他把我们都骗了。他还欠着我好几千块佣金呢。我是说欠。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百万富翁。那不过是一本书。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他死于贫穷。”
“贫穷？”我机械地重复说。我放下话筒泄气地坐在电话旁边，两只眼瞪着窗外屋檐垂下来的冰柱往下滴水。嗒——嗒——嗒，水滴不断。我转向无声的电话，忽然意识到我在落泪，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摔到大腿上。我终于明白了伯尼最后一个神秘微笑的真正含义。
“尼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出什么事啦？”维维卡问我。
我抬起头看着她想开口，想对她解释这一切，但是我的声音嘶哑得说不出话来。我深深吸一口气又试了一次，仍说不出来。我找不出词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说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哭是因为伯尼在远方一家旅馆突然死掉，抑或是因为我失去了800元钱的支票，还是因为他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命运的写照……也许三种原因都有。我哭也许因为我把生活看得太严肃，而这个伯尼·考夫曼皮肤滑润，心怀坦荡，小手指上戴着钻戒和各种小装饰。瞧他的燕尾服及那副自信的样子，这位伯尼·考夫曼，我几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他看成我的救星，原来只是一个装模作样、衣冠楚楚、装饰华丽实际一文不名的伪君子……我哭也许因为尽管伯尼·考夫曼跟我一样在生活的边缘上挣扎却显得无忧无虑，还因为他的最后一笑是对他的现实的坦白，而我则是榆木脑袋，竟至全然没能理会。
第22节
黄昏来临，维维卡跟我坐在厨房的桌旁。我盯着面前早已凉了的咖啡。屋里很静，偶尔传来室外孩子们戏耍的声音。
“你知道吗，尼尔，”维维卡打断了我的思绪，“当初你要是接受了那份工作——一份你顶多喜欢上一个星期的工作，全家人的日子就会更凄惨——假如你接受了它，我发誓我就离开你回瑞典去了。”
停顿。
长时间的沉默。
“回瑞典，你是说？”
“对。总要有个限度。我真会走的。我说话算数。”
“嗯……听起来像个好主意。”我若有所思地抬起头说。
“什么？”她的脸腾地红了。
“不错，瑞典，”我说，慢慢地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我有一个迷人的想法。没问题。咱们都走。”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似乎已经看到了斯特赖得威根码头那整齐排列的桅杆和晃动的船只。“对，瑞典。”我点点头，进一步激动地讲述我的想法。“……给那个他们一向鼓吹有良好秩序的社会民主输入一些坏东西去。”
“尼尔，你是当真的？”她大吃一惊。我向门外走去时她在后面紧随着问我，脑子一下子被我的话搅乱了。“现在就打行李吗？”
天已经暗下来。太阳从山边悄然落下，空气中透着腐烂树叶的潮湿和春天来临的气味。这时候索斯基家的拖拉机停了，山上一片惬意的宁静。我听见了树上的鸟鸣。春天的鸟……好像刹那间一切都变了。四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我的确可以选择。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回瑞典，另起炉灶……或者，把伯尼·考夫曼的作品重新润色，或者说是为原作者遗作润色……或者，也可以说最好，专心致志完成我自己的《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可以依然呆在古伯斯威尔，就坐在这里听凭四季更迭，然而心中有数，这一次对重大事件我将有决定权，而且说话算数，决不食言……我依然可以坐在这里呼吸花的芳香，然后到林子里散步，然后继续创作，也有的时候什么也不干——但是却有本质的不同。这一次将是真正地过日子，顺其自然而不再拼命，不再自暴自弃一事无成。我不再等候别人的挽救。不再期望奇迹发生。
选择。选择。所有的选择一下子变得如此迷人……而我的需要不过是小小的帮助。是一句鼓励的话。治安维持会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哪里？我试图唤回这群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的家伙，但是没有成功。我又试呀试……难道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吗？难道我真的医治好了，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了？
译后记
笑声中的痛苦——利伯尔曼的行为悲喜剧
罗伯特·霍华德·利伯尔曼是一位极有文学天赋的美国文学家。与索尔·贝娄、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等著名作家相比，他当属年轻的一代作家了。利伯尔曼1941年2月4日出生在纽约市，父亲是一位律师。1965年他与一位名叫格妮拉·罗森的舞蹈教师结婚。
比起多数作家来，罗伯特·利伯尔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学的专业是工科而不是文科。1962年他毕业于布鲁克林工学院并取得理学士学位；1965年获马萨诸塞州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65年至1966年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年。在专门从事写作之前的15年间，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65年至1966年在瑞典学习期间曾任数学教授职；1966年至1967年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贝休恩一库克曼学院任数学教授；1967年应聘于香港国际学校，任数学系主任；1968年回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学院任物理教授；1968年至1969年、1969年至1972年分别任纽约州依萨卡学院的物理教授和数学教授；1975年至1979年任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工程学教授；1979年后不再任教，专心从事写作。
到80年代初，利伯尔曼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文章及短篇小说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