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行。”我这样说是让他对失败有个思想准备。他心急火燎地穿上那件袖子已撕破的滑雪衫，带上不相配的手套，蹬上无跟的靴子。我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好像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都是因为我照顾不周造成的。
“利夫要滑雪啦！”马格努斯尖声喊起来。他手脚朝天躺在地上赖着不起，等人把他拉起来。
我跟在这对兴高采烈的兄弟后面冲出屋门朝小树林奔去。树冠被积雪压得沉甸甸的，清新而冰凉的空气刺激着鼻子。利夫站在房前小山顶上，两手往雪里摸着松紧带。
“喂，让我帮你一下。”我向利夫建议说，同时亲切地把他的双脚在松松的胶皮带下放好。“别抓得太紧。”我试图提醒他说。马格努斯从我肩膀后边探头看着，他可爱的小脸蛋冻得通红，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胳膊上。
“举我一下，”利夫说着吊住我的袖子，他的两只脚勉强放好了位置。“好啦。开始。推我一把。”他命令道。
“你一下子就会栽下去。”
“推我一把！”
我把他提起来使他的两条木板平放在雪面上，开始。他向前滑动。他竟然向前滑了起来，而且保持在雪面上，我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松手之后他仍然继续向下滑行，两只脚在他发明的新玩艺儿里直发抖，嘴巴张得大大的。滑行速度在加快。下滑。下滑。他在雪面上一路向坡下滑去，后面留下两条平行的轨迹，与用北美大齿杨做的专业雪橇留下的一模一样。
“他滑成了！他滑成了！”马格努斯又是蹦又是跳。
“他滑成了！”维维卡靠着厨房的窗口喊道，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快瞧！”我在瞧。我当然在瞧。两眼噙满泪水。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让泪水掉下来。利夫从滑雪板上栽了过去。脸朝前倒在地上，他大声地笑起来。
“你看！”他高兴地欢呼雀跃着拣起他的雪橇，断了的松紧带在上面耷拉着。“它能用！”
“当然能用！”我声音嘶哑地说。孩子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我急匆匆地跑进屋里去要给我自己也做一副那玩艺儿。还有松紧带吗？
早上6点钟利夫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他要问我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想知道发明什么东西才能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仍然陶醉于美国梦。而我做过的唯一美国梦则是梦遗。
我对他说他应试一试发明一种像激光一样的射线，这种射线可以破坏有生命物体的分子结构，使之只剩下一股粉尘或是一小撮泥浆。
“谁会买呀？”他问我，被长得过长的金黄色刘海遮住的一双又黑又亮的杏仁眼认真地看着我。
“我买。我要用它把索斯基一家变成一团气，还有成天在我们头顶上烦人的飞机，那……”
“可是你没有钱。”
“谁说的？总有一天我会阔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你为什么不找工作？”
“别唠叨。一个九岁的孩子学得像个老太婆似的。还不去刷牙。一个月没刷了。牙都快掉光了。”
“好吧。那么一颗干净牙齿给一块钱。”
“你成天光想着钱吗？”
“是的。”
纽约州古伯斯威尔镇
努德尔曼山路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亲爱的毛泽东主席先生：
我已注意到您的国家可能正缺少数学教师，我曾在好几所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大学里教过书，在瑞典北极区科技会堂讲过学，甚至还在香港的学校教过中国孩子（虽然应该坦白，这些学生都是大企业家和商人的子弟）。
我最适合在一所小规模四年制的文科院校教授基础微积分和微分方程——说实在的更喜欢教高年级微积分或者物理。退一步说，如果让我教英语、瑞典语或者德语，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教好您的学生。也许我该捎带再说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学过兽医——因此在教书不忙的时候我还能帮助给贵国的动物治病。哎，我差一点忘了。我还学了不少有机化学知识——主席先生，您看我的技术领域是无限的，况且，有话直说吧，我现在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工作。
在对我的经历做过一番鉴定之后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我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是因为我在原有领域无所作为。不过，请允许我草草地解释一下，我不停地改变专长和工作地点，这是为了实施我自己精心设计好的策略，最终使自己成为学者所做的努力。另外，我逐渐发现我不适合呆在一个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前，做精通一门学科的科学家，我不是那块料。我的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形容我与常人不同时说：“按照别人的情况对待你简直是给老母鸡套鞍子——根本不合适。”
我在大学和学院教书的十年里，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学生中无人不晓的严厉的教员”。我在多数情况下给分很严，有时我不得不把评分的标准降下来，以显得对学生尽量温和些。我意识到，最后一次被解雇时，如果他们肯给我机会，我肯定能解释清楚造成那种残酷的被误解的隔阂的情况并求得谅解。
我的革命背景是可信赖的：1964年我投票支持休伯·汉弗莱，尽管不是1968年；我参加过无数次和平示威游行；在弗吉尼亚住的时候我受过三K党的凌辱和骚扰。
虽然自由贸易制度给了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的政治观点却极其灵活。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把它们放到一起便是一碗汤，当你饥饿的时候（据我所知您曾挨过饿），啊，汤就是汤。
灵活。我不能不耻笑自己。不由得想起往事，那时候的我，一个年轻有为，即将毕业的电气工程师，班里的高才生，在那美好的年代，电学科学家几乎与上帝齐名；一家又一家公司带我在美洲上空飞来飞去——不是他们面试我，而是给机会让我向他们公司的雇员发问，检查他们的操作，简直是我面试他们！
挑吧！拣吧！那就是我，一个年仅20、自命不凡的优等生，兜里揣着一把油腻腻的计算尺，脑袋里装着顽固的处事原则。至今我仍记得，我是如何按照那些原则毫不犹豫地推掉了所有与国防有关的公司的工作的。原则。现在我慢慢地洞察到人们是多么容易卷入战争啊。有些时候人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倒霉的日子里，他会感到软弱、愤怒，甚至冷漠和百感交集。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改变，任何改变都行——我手里有一把甩不掉的枪，它给我指出目标，我一心朝那个目标奔去。我要说的是，主席先生，对我来说，政治问题怕已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了，因为灵活恐怕早已成为我的口头禅。
既然我们已经无话不谈，也许我应该把最近不断折磨我的另一种恐惧说出来，即我已开始丧失记忆，这些年的担忧开始对我造成损伤。偶尔——特别是在清晨那几个小时，当世上的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怕得要死。如果再不出现转机我非疯了不可。不过请不要担心。这种事，我已经说过，只是偶尔发生，当然不会影响我白天的正常教学工作。即使只教教夜校，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总之我有一种感觉，鉴于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您一定能明白我这经过一番挣扎才说出口的话。
不知怎样讲才不至于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不过我想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黑人的命运。昨天我偶然看到一张纽约州北部一个监狱的照片，我努力搜寻他们的脸，却难以找到一个白人。我忽然发现了他们的一致之处。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铐在那里，我怀疑不久的一天我恐怕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被铐进去——以使他们，我，我们。远离社会。我们都属同一类型的黑人。我们的手被缚着，我们的思想被禁锢着。我们不能与这里的文化相融合。我跟他们一样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不可救药的唱反调者。我最终明白过来——这个社会是不会给作家一席之地的，除非这个作家把作品作为商品而创作，或者他本人就是商品。
随信附上我的简历及前任系主任给我写的冠冕堂皇的推荐信。他为能以如此廉价的交换将我尽快地脱手而欣喜万分。一份详细介绍我的教育哲学思想的材料亦一并呈上，望勿见怪。
搁笔之前附上一句，我的家人和我肯定会习惯中国的生活。我和我妻子特别喜欢用中国餐，每一次去纽约市我们都去唐人街吃中国饭——不仅是因为那里的饭最便宜。
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务请随时告知。企盼答复并感谢您的慷慨。
诚挚问候
尼尔·努德尔曼
又：不论情况糟糕到什么地步，我也会继续写我的宣传文章，写的当然不是商品化的东西。
第03节
这天早上，为了证实一个要开始的工作——后来查明这不是真的——我撞上了老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确切地说不是撞上。我正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环顾四周不见人影，抬头望去发现他正从法院楼顶向我招手。他以自己干练的方式已经在这楼顶干了两个星期，好像专门在那里观察古伯斯威尔镇上人来人往似的。
“见你在下面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找活儿干呢。”他解释说。这时我已经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梯子，喀嚓喀嚓地踩着已被他铲除了积雪的又滑又陡的雪道来到他跟前。我注意到从他坐的地方可以饱览全城，因此就无法再抵赖。
“是啊，我已经找了一阵子了，”我尴尬地笑了，“你还看见什么了？”
“看见你在古伯斯威尔剧院门口偷偷地拣掉在地上的爆米花。”佩里边说边用牙齿咬下烟头，他的大长尖脸绽开了笑容。
“那是为了喂鸟。”我撒谎说。
“用爆米花喂！”他挤眉弄眼诡谲地说道。
“大冬天的你爬到房顶上来干吗？”
“你看像干什么的？”他边笑边指挥我干活，让我从钉在屋顶的一块平板上给他递瓦板。
我扔了一阵子后又爬上去骑到法院屋脊上。一旦放松下来放眼望去，全城厚雪覆盖的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