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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亲人的死使他感到悲痛欲绝，他还是实施了执政的第一步计划。在竞选期间他就做出了一个勇敢的举动，他提前提名了他的私人高级助理班子，以取得公众的认同。他提名一个黑人人权活动家阿德布拉德·格里为高级助理之一，推举他做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联络人，负责协调国内事务。他还挑选了一名妇女做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件，而且还把她列为高级顾问之一。其他一些阁员提名倒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沿袭传统。正是靠了他这些得力助手的帮助，他取得了施政以后的第一个胜利。他成功地修订了一些社会安全保障的法令，从而使每“个有工作的人在退休之后都有足够的钱维持晚年生活。为实施这个计划，他增加了对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的税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很快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死敌。
这初步的胜利之后，肯尼迪看起来就愈来愈失去了当初锐不可当的势头。他原先作的那些承诺，诸如在重大国事问题上举行全民投票，以及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医疗保险计划等，都遭到了国会的抵制，肯尼迪自己对国会在他前面竖起的坚如磐石的墙越来越失去了耐心。
尽管肯尼迪和白宫的总统班子竭尽全力地拼搏，还是令人绝望地发现他们的计划一个一个地被挫败。
在他总统任期最后一年里，他意识到他在这一场搏斗中几乎已全线崩溃。这使他恼羞成怒。他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对的，他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他捍卫了道德的立场，而且他的行为都是理智的，是为了美国的生存和发展，但是现在看来，什么理智和道德在美国的政治竞技中都不值一钱。
肯尼迪总统等到给他的顾问班子的成员都上茶以后，才开口讲话。
“我不打算再竞选连任。”他平静地说，看了看副总统，接着又说，“海伦，我希望你能准备竞选总统。”
他们都目瞪口呆，只有海伦·杜波里朝着他微笑。在座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微笑是她最厉害的武器之一。她说：“弗兰西斯，我觉得倘若你真要做出不竞选连任的决定，那么也应当在我不在的时候和你的顾问班子全盘磋商一下。不过在我走之前，我想说一下我的意思。我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体有些灰心丧气，但即使假设我能当选，我也不会比你干得更好。我认为你应当耐心一点，你的第二任期一定会更富有成效。”
肯尼迪总统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海伦，你跟我一样明白，美国总统往往在第一任期比在第二任期更能施展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海伦·杜波里说，“不过在你的第二任期我们也许能弄一个不同的众议院。另外我想交代我的一点私心，作为副总统，我所能尽的力量在第一任期比在第二任期要小得多。如果你能连任的话，我们对你的支持也就更有价值，而要是你是一个几乎被你自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赶下台的总统，那么事情就不同了。”
她拿起她的材料夹欲离去，肯尼迪说：“你不必走呀。”
她还是那样对每个人微微一笑，“我相信我不在场，你的顾问们更能畅所欲言。”说完，她旋即离开了这间黄色椭圆形屋子。
围在肯尼迪身旁的四个男人都默不作声。他们是他最亲密的助手，单独被挑选，只对他一个人负责。总统就象是长着四条胳膊的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这四个人就是他的左膀右臂。他们是他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在他妻子去世后，他们就象是他的家庭成员。
杜波里带上门之后，屋里稍微有了些动静，总统的几个顾问们摆了摆他们的记事本，伸手拿杯吸一口茶，或吃一片夹心饼干，总统办公室主任尤金·戴西漫不经心地说了句：
“海伦大概是政府里最聪明的人了。”
肯尼迪朝他微微一笑，戴西好亲近女色的弱点众所共知，“你怎么看？尤金。”他问道，“你认为我该耐心一点，继续谋求连任吗？”
十年之前，还是在肯尼迪刚涉人政界的时候，尤金·戴西就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他能力极强，先后吞并了许多公司，然而他出身贫寒，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不是凭空抱一些浪漫理想，他一直保持着追求公正的信念，他已认识到在美国社会，财产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这些人拥有巨大的权力二从长期看，这会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当肯尼迪拉起真正的社会民主的大旗从事政治的时候，戴西为他组织了财源，使他如愿进驻白宫。
他长得膀大腰圆，为人和蔼可亲，特别善于化解那些被肯尼迪冷落和拒绝的人的敌对情绪。戴西摸摸他逐渐要谢顶的脑袋，他国墩墩的身躯把剪裁考究的上衣撑得紧绷绷的，说起话来慢声细语，“为什么不干呢？”他说，“你可以优哉游哉地做你的总统，国会会告诉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一切都和原来一样，除了外交政策方面，你或许能玩点花样，说不定还会干得更好些。
“看看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的军队数量还不足定员的一半，我们把孩子们教育得～个个眼高手低、游手好闲。我们有技术，生产出来的东西却没人买。我们的预算收支平衡简直是不匀救药，政府简直要下台，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但你不用管，你继续再当四年舒舒服服的总统得了，说真的，这活儿真不错，你至少还有两个钱花。“戴西边关，边做个手势，表示他是半真半假地开玩笑。
四个人都注视着肯尼迪，他们看起来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谁都没觉得戴西有任何不尊重，过去三年肯尼迪一直鼓励他们说这样开玩笑的话。
国家安全顾问阿瑟·韦克斯体格健壮，神情庄重，他有双重血统，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是个雄心勃勃、机智聪明的人，但对总统职权和肯尼迪本人存有一定的敬畏。
韦克斯是在十年前他第一次竞选参议员的时候和肯尼迪相识的。那时他是东海岸的一个自由派人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他也是个富翁，却不迷恋金钱。
他俩都是极富有才智的人，关系愈来愈密切，肯尼迪把阿瑟·韦克斯看作是他所遇到的最有才华的人，而韦克斯则认为肯尼迪是一个最有道义的政治家。两个人一拍即合，虽然这并不是友谊的必然条件，但确实有助于奠定这样的基础。
韦克斯觉得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他说话的调门应该比别人严肃些，他讲话时仍然带点纽约口音，极富有感染力。“尤金，”他开口道，一边朝戴西点点头，“也许你觉得他只是在开玩笑，然而你的确能为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做出有益的贡献，我们具有欧洲和亚洲强国无可比拟的手段和力量，我认为你再做一期总统是绝对必要的，无论如何，仅在外交政策方而，美国总统拥有帝王一般的权力。”
肯尼迪转向他左侧的那个人，阿德布拉德·格里，他们叫他“奥托”，他是肯尼迪班子中最年轻的一员。格里走出大学校门还不到十年，他曾在哈佛就读，获得过罗兹奖学金，后来参加了黑人民权运动。他长得高高大大，相貌堂堂，在大学时代他就是一个才华横溢，能说善辩的人。他看起来文质彬彬，长于交际，总是以理股人，不威胁，不玩赖，肯尼迪用他来处理那些复杂的骚乱事端是再恰当不过了。几年前，有一次在纽约肯尼迪平息了一场可能触发暴力冲突的事件，从而赢得了格里的尊敬和信任。肯尼迪用他非凡的法律才能、他的智慧和勉力以及他反对种族歧视的鲜明立场成功地化解了当时的形势，赢得了两派当事人的尊重。
在那之后，阿德布拉德·格里就开始了他支持肯尼迪的政治生涯，并督促他竞选总统。
肯尼迪在后来把升他为总统高级助理之一，全权负责疏通与国会的关系，设法使总统的提案在国会得以通过。然而格里天生杰出的政治才能总是和他年轻幼稚的理想主义发生冲突，结果自然是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击退。因为他最清楚不过堂堂的政府是怎么运转的，你得弄明白在什么地方使用什么手段，什么时候该以势压人，什么时候该溜之大吉，什么时候又该体面地找个台阶下。
“奥托，”肯尼迪说，“说说你的看法。”
“拉倒算了，”格里说，“反正你现在已一败涂地。”他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格里继续说：“你知道我怎么想？老实说我和戴西一样。看看，国会在你头上拉屎，新闻界把你当头蠢驴，那些操纵着国会的政治说客和大富翁们抱你的后腿，扼杀你的计划。蓝领阶级和知识分子都觉得你出卖了他们，这个国家就象他妈的一辆又大又破的卡迪拉克车，你根本就开不动它，现在你还想再给这些杂种四年的时间看你的笑话吗？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要我说，让我们全他妈的滚蛋得了。”
肯尼迪象是感到振奋，他英俊的爱尔兰人的面庞洋溢着生气和活力，清澈明亮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说得有意思，”他说，“不过让我们正经讨论一下问题。”他知道他们想激发他的自尊心，督促他参加竞选。说白了，他们之中谁也不想离开华盛顿，离开白宫这个权力中心，做一个没有利爪的狮子总比不做狮子要强。
“你想让我再竞选，”肯尼迪说，“可是又能怎么样？”奥托·格里说。“我打心眼里希望你能竞选，我加入了你的政府是因为你请求我帮助我们的老百姓。我过去信任你现在仍然信任你，我们也确实尽了力，将来我们还能做更多，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只有你才能改变这个现状，打起精神，继续干下去。”
肯尼迪说：“但是我到底怎么才能取胜，国会实际上是操纵在‘苏格拉底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