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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系之舟，不知漂向何处，既无此岸，更不见彼岸……一想到这连吉普赛人都不如的孤旅、苦旅，我就觉得透不过气来。今后，马尔科姆还会继续知道有关玛阿的所有我不知晓的事情吗？讨厌的精神分析学家恐怕还会跟她在曼哈顿或非洲一起生活。可怕，这一对为广大黑白混血儿而造反的情侣和同谋！
第32章
吕丝转交给我一封信，他们把新闻服务当作中继站使用。信是专门写给我的，内容是一个哲学家的新着中的一段摘录，用影印突出了书名和作者的名字，是有关马克思的一本书。摘录的这部分提起一个新国际的计划，这计划与辩证唯物主义无关，也不谈阶级，取消党派。所谓新国际，是一个形式不断变化、造反性更强的地下联盟……我反复阅读，牢记这些话。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使我无法平静。一些互相矛盾的直觉原本就在我心里翻搅，现在有人在理论上作出了明晰的表述，我觉得如梦初醒，无比畅快。信中给我指明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打电话，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暂时不需见面，但对文章原则表示赞同。当然，我并未排除这是有人耍手腕的想法。但我冒险入网。人家会再跟我联系。暂时，必须表示赞同，支持理想，发展成员……这是不是个诡计，一个圈套？马尔科姆知道我的秘密，我感到这秘密使他高兴，自然也就成了我们两人的秘密。我也把这秘密告诉了吕丝，为了小心翼翼地紧靠着她，重新连起一根亲密的细线。自有了“我们快乐的一天”起，我们的关系变得表面化，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我不再跟汉克睡觉，而吕丝则跟这个中国人断交了。璐把个中缘由告诉了我：汉克性格懦弱，这最终使吕丝没有了欲望。我的解释是：“汉克是个虚弱的人。”璐补充道：“对，其实他是个无能的人。”话虽委婉，但“其实”这两个字说得很透骨。这几乎是一次成功的决斗。我，玛阿，是个强者。顽强得大声叫喊，甚至在我心软哭泣的时候，我的眼泪也能使我再浮起来，眼泪是激动的源泉。当我拥抱汉克时，我也掠过他太驯服和懦弱的念头。他没有反抗我那教唆性的动作，没有反抗我的控制。他内心深处十分软弱，甚至是孱弱。
我收到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信息很有刺激性，它重新激起了我的狂热。此等神秘兮兮的事给了我养料和力量，在黑暗中给我照明。我为这事兴奋了五天，生机勃勃了五天，意犹未尽子·则阳》：“曰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时时顺应万物变化，却如轮胎扎破的汽车，戛然而止。因为韦西内别墅的动物园里发生了可怕的事：卡尔曼死了，它被杀害了。
第33章
我打电话约见马尔科姆。我不说话，他也默默无语。我们再也走不出这死样的寂静，因为那只雌狒狒死了。良久，他平静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很难开口，难以用话语来说清楚这骇人听闻的事，开口说话就意味着第二次杀害卡尔曼，就得提卡尔曼的名字，就是接受它的死亡，就是把我跟它分开。谈论此事太庸俗了。
“有人把它杀害了……”
“有人……”
“有人杀害了它，用刀刺杀了它。今天早晨阿尔罗发现的。它是在睡着时被杀死的。后来，M来了，璐去看了看。我没去，我不愿去。吕丝报了警。警察们不知所措。他们原来是不肯为一只被杀的动物而来的，尤其是为了一只狒狒。因此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干什么好。谁也不哭，甚至连阿尔罗也不哭，他惊呆了……大家很害怕，这可能比谋杀一个人更糟糕。”
马尔科姆慢声细语地问道：
“为什么更糟糕？”
我思索着，迟疑不决，讷讷地回答他说：
“这比死人更吓人……更残酷。卡尔曼事件里所潜藏的东西比我们本身更深刻、更隐晦，尤其是更可怕。我从警察们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从事这样的职业，他们的日常工作总要触及人的死亡。可是面对这件事，他们全都神情古怪，好像得了病。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从何着手。这不像常见的尸体……电视台的记者们来了。我们没有拒之于门外。我们没能阻拦他们拍摄影片。他们看见了一切，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毫无招架余地。梅尔和马克也毫无用武之地。偷摄者们可能非常高兴，因为死的是卡尔曼。我们预先什么都估计到了，就除了这事。他们对尸体摄制影片，对准阿尔罗拍照，他拦住其余的狒狒，它们都焦躁不安，聚在笼子尽头，退靠在笼子的铁杆上，在多特的身后。我们都一个个身心交瘁。一个便衣警察提了几个问题，传唤我们，以便作调查。谁可能对卡尔曼之死感兴趣？没有谁……这毫无意义。一个疯子？璐忽然想起那几个负有使命的偷摄者，他们在接近别墅时被多特和卡尔曼咬了……是报复？人家不大相信，这有点过分了。警察局调查情况时会找那些偷摄者的，也会传唤他们的。”
莫瑟威尔默不作声，比平时更谨慎。躲在我后面，不亮相。他是个影子还是座塑像？
我脑海里只有卡尔曼，卡尔曼。
“您感到痛苦？”
为什么他问我这个？
“我害怕，恐惧。”
“您喜欢狒狒吗？”
他提了些外行的问题，完全是隔靴搔痒，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他令我失望。
“不，我不喜欢它们。它们由M和勒普蒂摆布，整个儿一帮歹徒。它们可笑地模仿人，好像是在马戏团里。它们反照出找不喜欢的自己的形象，它们连累我。”
“它们模仿您……或者是您模仿它们。嗯！卡尔曼，是首歌曲。”
这样说，也太容易了，我都这么想过好几遍了。他对一切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太低估事实，低估谋害了。他更让我失望了。于是我怒气冲冲地高声说。
“这已不再成为问题了，咱们完全离题了！”
“我从来就是遇到什么情况说什么话的！”
他的语气干巴巴的，他这是怎么啦？我看出他这是迫使我住口。他达到目的了，他挽回了自己的面子。这就是他，他重又成为主人。无论如何，为了给我深刻的印象，为了镇住我，他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现在我终于懒得再说什么了。这时，他平静地说这个名字：
“卡尔曼。”
在肃然无声时他说这个名字。他使我恐惧，使我瘫痪。我猛然高声道：
“可不是我杀死卡尔曼的！”
“我知道……您没有杀害它。”
他怎么这么肯定？他知道什么？我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对我冷淡、有距离，他不爱我，他不再爱我了，我失去了一个在文布利密谈的伙伴。他在巴黎自己的家里，在他的营地，他的岗位，舒服地坐在一张安乐椅里，重又用纸牌算命了。
我哭泣时他默不作声，一语不发，从来如此。不开口，不加评论。我走时，他一面跟我握手，一面随手关门。他总是对我同样正常地微笑，这笑容跟当时的情景毫无关系。一个日常的微笑，待人接物时应有的微笑；未加挑选，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微笑；还可能带点奇怪的无所适从，一顶点跟我们的谈话和交往有关的东西，一个不露痕迹的退缩。长期以来，我认为这种微笑是对我的讥讽，也是某种怀疑和保留意见的表现。但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掩饰某种尴尬……可能他对扮演这么个角色隐约地感到内疚，对自己是否该扮演这角色没有把握。他确实不是个好演员，至少我这样认为。
晚上在电视上，他们开始报导卡尔曼事件了。节目主持人似乎不知该用什么语调。我们看见警察和记者闯入别墅，认出了阿尔罗、璐、吕丝、M的身影。我退出去了。人群突然向我包围过来。摄影镜头对着我的脸和身子，我拒绝说话。梅尔和马克在警察们的帮助下推开了记者们。卡尔曼的镜头一闪而过，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是电视台选择的战术，他们避免定格的得意的特写镜头：厚厚的毛，匕首插在胸口。让我们看见了而又看不清卡尔曼，只看见它的影子，像是它的幽灵。他们展示那只大雄狒狒多特，洛尔、玛雷尔和马姆特退到笼子尽头……我们看到它们聚在一起，动个不停。是啊，那只猴王没了它的王后。他们放映了在花园里拍摄的狒狒的各种资料，就动物被杀的原因向一位精神病科医生提出了问题。他回答得十分空洞，说话时结结巴巴，显得沉重和紧张。他感到失望。连贯的一组组镜头出现了缄默、尴尬、空白。
现在，我们在荧屏上见到了多特，它的脑袋、簇发、红脸。正是它，那只大雄狒狒，像丢了魂似的，目瞪口呆。它看到什么了？它当时睡着了吗？我们看见多特在那儿，活着。只是不知把这个活物摄入镜头是什么意思。可能想通过这些狒狒给我们上一课，让我们领会生与死的含义？
第二天，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刊登了卡尔曼的头像，但这是最近几个月里它活着时拍摄的。只有一本周刊刊登了它的尸体，像个长了毛的木偶。它躺着，笨重得像只熊。这本杂志谴责一切，狠狠攻击卡尔曼，也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我有一种可怕的卑琐、悲哀、诅丧之感，对，我堕落了。人们纷纷反对这张照片。受责备的杂志主编回答说，大家经常在电视和报纸第一版介绍尸体的照片，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就容不得这张狒狒的尸体照片，有什么地方值得对它如此挑剔。大家仍然到处谴责这张相片，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无法作出解释。
第三天，一位有声望的社会学家用很大篇幅议论卡尔曼之死。他说，这一突然死亡突破了新闻报导这垛墙，压倒了一切平等对待的背景嗓声。卡尔曼之死是一件大事，为什么？雌狒狒的被杀害却反常地比大屠杀、行凶等罪行更为突出。他又说，长期的死亡习惯被打乱了，这是另一种死亡。
报刊和电视一齐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分析，并重演同样的图像，事件依旧，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