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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了想。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我是控制住了我天生的感情。我对他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他以一种很怪的方式望了望我，仿佛我使他感到有些厌恶似的。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将会出庭作证，这将会使我“大吃其亏”。我请他注意这件事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他只是说，明显的是，我和法院从来没有关系。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祝蝴，向他解释说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而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得到合乎人性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到我使他很不痛快。他不理解我，他有点怨恨我。我想对他说，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地和大家一样。可是，这一切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说。
不久之后，我又被带到预审推事面前。时间是午后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里很亮，只有一层纱窗帘挡住阳光。天气很热。他让我坐下构造的，数学的抽象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证明了思维，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因为不凑巧”没有能来。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等待我的律师来帮助我。我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指头接了按桌上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进来，几乎就在我的背后坐下了。
我们俩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讯问开始。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他想知道对此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像第一次一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这无关紧要。”他不说话了，看了看我，然后相当突然地把身子一挺，很快地对我说：“我感兴趣的，是您这个人。”我不大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他又说：“在您的举动中，有些事情我不大明白。我相信您将帮助我理解。”我说一切都很简单。他让我把那天的情形再讲一遍。我把对他讲过的东西又说了一遍：莱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校寒泉、太阳和开了五枪。我每说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直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同意地说道：“很好。”而我呢，翻来覆去地说一件事已经让我烦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他停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我使他感兴趣，如果上帝帮忙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此之前，他想问我几个问题。开门见山，他问我是不是爱妈妈。我说：“爱，像大家一样。”一直有节奏地敲着打字机的书记一定是按错了键子，因为他很不自在，不得不往回退机器。推事又问我——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逻辑性——，是不是连续开了五枪。我想了想，说先开了一枪，几秒钟之后，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这时，我又看见了那阳光火爆的海滩，我又感到了太阳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什么也没说。在一片沉默中，推事好像坐立不安。他坐下来，抓了抓头发，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神情很奇特：“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往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推事把双手放在前额上，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都有点儿变了：“为什么？您得对我说。为什么？”我一直不说话。
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的办公室一头的一个档案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他拿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摇晃着联结的命题。没有对应的分子事实，其真实性取决于原子命，一边朝我走来。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地大声问我：“这件东西，您认得吗？”我说：“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很快地、热情洋溢地说他相信上帝，他的信念是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罪孽深重到上帝不能饶恕的程度，但是他必须悔过，要变成孩子那样，灵魂是空的，什么都能接受。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子上，差不多就在我的头顶上摇晃着十字架。说真的，他的这番推理，我真跟不上，首先是因为我热，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落在我的脸上，也因为我有点儿怕他。不过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因为无论如何罪犯毕竟还是我。可是，他还在说。我差不多听明白了，据他看，在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那就是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这一事实。其余的都很明白，但这一点，他不懂。我正要跟他说他这样固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最后一点并不那么重要。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劝告了我一番，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他愤怒地坐下了，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弃上帝的人都信仰上帝。这是他的信念，如果他要怀疑这一点的话，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叫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我认为，这与我无关，我跟他说了。但他已经隔着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伸到我的眼皮底下，疯狂地大叫起来：“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请求他饶恕你的罪过。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受难呢？”我清楚地注意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我已厌倦了。屋子里越来越热。跟平时一样，当我想摆脱一个我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时，我就作出赞同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真的以为是打胜了：“你看，你看，”他说，“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了？”当然，我又说了一次“不”。他一屁股坐在他的椅子上。
他好像很累，待了好久没说话，而打字机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还在打着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注视着我，有点儿伤心，轻声地说：“我从未见过您这样顽固的灵魂。来到我面前的罪犯看到这个受苦受难的形象，没有不痛哭流涕的。”我正要回答他这恰牵旱的是罪犯，可是我想起来我也跟他们一样。这种想法我却总也不能习惯。这时，推事站了起来，好像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还是那么厌倦，只问了问我对我的行动是否感到悔恨。我想了想，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觉得他不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我经常见到这位预审推事。只是我每次都有律师陪着。他们只是让我对过去说过的东西的某些地方再明确一下，或者是推事和我的律师讨论控告的罪名。但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渐渐地，审讯的调子变了。好像推事对我已经不感兴趣了，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了，我也再没有看见他像第一天那样激动过。结果，我们的谈话反而变得更亲切了。提几个问题，跟我的律师聊聊，审讯就结束了。用推事的话说，我的案子照常进行。有时候，如果谈的是一般性的问题，他们就把我也拉上。我开始喘过气来了。这时，人人对我都不坏。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解决得这样好，演得这样干净利落，竟至于我有了“和他们都是自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我有点惊奇的是，有生以来最使我快活的竟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推事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反基督先生。”然后，他们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
第二章
有些事情我是从来也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我将来是不喜欢谈论我这一段生活的。
不过，后来我也没发现反感有什么必要。实际上，头几天我并不是真的在坐牢，我在模模糊糊地等着什么新情况。直到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玛丽来看我之后，一切才开始。从我收到她的信那一天起（她说人家不允许她再来了，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就是从那一天起，我才感到我住的地方是牢房，我的生活到此为止了。我被捕的那一天，他们先把我关在一间已经有好几个囚犯的牢房里，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我都笑了。然后他们问我犯了什么事儿。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但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他们告诉我怎样铺睡觉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做成一个长枕头。整整的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几天之后，我被关进一个单间，睡在一块木板上。我还有一个便桶和一个铁盆儿。监狱建在本城的高地上，透过一个小窗口，我可以看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着铁栏杆，脸朝着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进来，说有人来看我。我想这是玛丽。果然是她。
要到接待室去，得穿过一条长走廊，上一段台阶，最后再穿过一条走廊。我走进去，那是一个明亮的大厅，光线是从一个大窗户里射进来的。两道大铁栅横着把大厅分成三部分。两道铁栅之间相距约八到十米，把探望的人和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在我面前，她穿着带条子的连衣裙，脸晒得黑黑的。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十几个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丽周围都是摩尔人，身旁的两个，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紧闭着嘴唇，穿着黑衣服，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说话指手划脚，声音很高。由于铁栅间的距离，探望的人和囚犯都不得不高声叫嚷。我进去之后，吵吵嚷嚷的声音传到光秃秃的大墙上又折回来，明亮的阳光从天上泻到玻璃上射进大厅，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牢房又静又暗。我得有好几秒钟才能适应。但是，我最后还是看清了呈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面孔。我注意到一个看守坐在铁栅间通道的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