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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开心的旅程。清风吹拂着头发。稀疏的云朵就像是化妆用的棉球。我们全速奔向东南，深入腹地，驶往那个战场。干净、萧条的莫斯科郊外迎接着我们，展示出那些肤浅的小树林和空荡荡的别墅，别墅周围挂满了苹果，那些金球一样的花朵已经开败了，那些大丽花和缤纷的紫菀。我受不了紫菀。为什么？有一次，在葬礼上……算了。我找个机会再说。在村庄里，身穿巧克力色裙子的小姑娘们背着很大的书包，透过公共汽车的后窗，带着清晨的睡意和坦然的好奇心，上班的工人在看着我们。
用不着离莫斯科城很远就可以发现，生活在迅速地简单化，人们的脚步慢了下来，时尚的气息也减弱了，四十公里开外，就见有人才刚刚开始穿那些在莫斯科已不再流行的服装，人们的面容也虚弱了一些，尽管许多人的脸上都挂有特殊的莫斯科郊区怨恨的特殊韵味，这是由流浪汉和夜晚的胡闹鬼混构成的环绕都城的地带，栅栏旁的舞场，用木头建造的俱乐部，对别墅客的反感，对都市人鄙夷的嫉妒，这里有循环往复的城市巨浪，巨浪像是被一块礁石给挡回来的，而克里姆林宫就是这块礁石，城市的巨浪和自原野回涌的巨浪相互撞击，于是，一切便都混杂在了一起：棉背心和休闲鞋，面包圈和马合烟，这里的人们在追赶，没有赶上，于是就带着窃贼似的笑容留在了原地，我们继续前进，去向郊区公交车的终点站所在的地方，去向城郊电气列车筋疲力尽地静卧在每一个站台上的地方，那些站台暂时还是混凝土的，在那些地方，乡村生活的房子更结实了，靴筒上的泥泞，两腿与土地紧贴在一起，成群的鸡，战后建筑物上那些脱了皮的古典主义柱廊，在一个贴满大幅标语的笨拙的工业城市过后，有一个新的跳跃，去年的时尚让位于古老的时尚，能让人回忆起青少年时代，学校里的扭摆舞，超短裙，刘海儿，喇叭裤，头发蓬乱的“甲克虫”乐迷，晶体管收音机的声音，距离改变了时间，似乎在俄罗斯有这样一家银行，它在依据很早以前制定的汇率运转，被兑换成公里的时间，在空气中浓缩了，被罐装了，像炼乳一样，是黏稠的，沉在罐底，几十年过后，瞧，却突然出现了一位脚穿一双我们少年时代那种高跟鞋的妇女，田野里会突然闪现出一件我们的父母年轻时才穿的那种军便服，瞧，还有这筑巢在老太婆身上的永恒，她们比瑞士法郎还要坚挺，依据法令，她们从女共青团员变成了女教民，因为，静脉里流淌着的祖先的血液比执拗的无神论更加强大，但是，都城仍保持着它的权力，小院子里不时闪现出几辆各色轿车，虽说在那些轿车中间，越来越多的是那些已停止生产的旧型“莫斯科人”，车上的刹车信号系统也是自家装上去的，还有那些大肚皮的“胜利”牌苏联高尔基汽车制造厂于1946—1958年间出产的一种轿车。，但是这时，首都的州界结束了，原野更宽阔了，外省伸展开四肢，丘陵蜿蜒起伏，还没有被现代文明熨平，村庄和村庄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了，村庄也越来越多地显出一副衰败的样子，自来水管道变成了压井的龙头，小伙子们的衬衫也鲜艳了起来，一张张脸上满是雀斑，但是，这种鲜艳也渐渐消失了，空虚落在脸庞上，在时间的边界上，脸庞忍受不了空虚，它还没来得及和青春告别，在婚礼上热闹一番，就已经变得僵硬了，如果在生与死之间都没有一种平衡，那还谈得上什么永恒呢？
每一次离开莫斯科都是这样：你望着火车车厢的窗外，或者，你坐在克休莎的车上往南开，驶向克里米亚，生活便会出现许多许多公里的停顿，远方冒着烟的烟囱以及那些浓烟，就像是用硬纸板剪出来的，但是突然，在半路上，生活的新浪潮又出现了，起先是勉强可见的，它与都城的巨涛毫无相似之处，这里涌动着的是南国的、乌克兰生活的波浪，田野上密密麻麻的向日葵已经结籽了，玉米，这些过去岁月的玩笑，也正在成熟，在那里，身体能感觉到太阳的温存，下车站到路边，你的面颊能强烈地感受到太阳的抚摩，然后，你走进路旁的一个小餐馆，这里的汤就不一定会引起胃部的不适了，人们会向你们发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北方来的？——在谈话中，会强调指出此地冬天的分寸感，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可不是那里，不是同一条路：这是另一条公路，我们要在半途中停下来，逃离了都市的万有引力，却没有抵达南方慵懒的无羞，南方的女人不穿裤衩，她们喜欢大吃大喝，在午饭后愿意睡上一会儿。今天我们要在半途中停下来，停在宁静的界线之内，这里的商店空空如也，而这也不会让谁感到吃惊，在这里，行走在路旁的农夫们身穿黑色的上衣，那衣服他们已经穿了不知多少年了，他们头上戴着黑色的帽子，那帽子有朝一日戴在了头上，然后也就永远忘在了那个地方，——喂，过得怎么样啊？——怎么样？就那样！——这就是全部的谈话，农妇们在池塘里清洗衣物，撅着一个个淡紫色的、粉红色的、天蓝色的和草绿色的屁股，她们清洗着那些洗旧的、补过的衣物，对谁都没有什么怨气。
只有司机们在捣乱。那些车身在嘎嘎作响。冒险的超车。尤拉聚精会神地握着方向盘。一副全力以赴的姿势。尤拉让了道。骂了一句脏话。偶遇的旅客。从弗拉基米尔到库尔斯克，从沃罗涅日到普斯科夫，——喂，过得怎么样啊？——就那样！——莫斯科什么都有。姑娘们谁都愿意伺候。我们养活了所有人。没有秩序。你得付三个卢布。
但是，美女们乘车是免费的。
我们乘坐的是一辆很时髦的车子，尤罗奇卡给它抛了光，搞得就像罗马尼亚家具一样，录音机中播放的是些令人生厌的流行小调，以及放了上百遍的维索茨基，在演完《哈姆雷特》之后他冲我点过头，萨克斯像是手风琴，迅速迫近的秋天呈现出它的风景，原野更加开阔了，树林捋平了树冠，拖拉机在田地里爬行，而我却想通过死亡来获得不朽，是不是该吃点东西了，我对尤罗奇卡说，是不是该给我们自己加点油了，我们来铺开一张能自动送上美食的神奇桌布吧，瞧，这森林多么欢乐，多么斑斓，而且，大家也都想撒尿了，但是，尤罗奇卡是个固执的司机，他不想让那些被他超越的卡车又追上他，他没同意，而一直迷糊在后座上的心地善良的叶戈尔，却在像猫一样憧憬着火腿。
他的膝盖上摆着一张没有意义的地图，他对地图一窍不通，虽说他也跑遍了半个国家，从卡累利阿到杜尚别，你去那儿干吗？原来，“杜尚别”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就是“星期一”，在他还没在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家里当锅炉工的时候，由于无事可做，他就去了那里，我兴奋起来，说道：这样的话，塔什干就是星期二，基辅就是星期三，塔林就是星期四，而莫斯科，一定是星期天！接着，我对小伙子们说了，我从幼年起就幻想成为卡佳·福尔采娃曾为苏联文化部长。想在我的领导之下，整个国家都百花齐放，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剧院和音乐厅，画家和音乐家，所有的人都爱我，那该有多么开心啊。
小伙子们哈哈大笑起来，竟淡忘了此行的目的，我也和他们一起淡忘了，我要任命尤罗奇卡做我的副手，不，妈的，你会把整个文化都给颠覆了！我愿意就这样走下去，走下去，伴着不尽的布鲁斯音乐，走在天空下，但是，我又想吃东西，想撒尿，我起来造反了，尤罗奇卡让步了，于是，我们铺开台布，立即狼吞虎咽起来，我们饿坏了，我们大吃大喝了一通，抽足了烟，彻底开心了一番，甚至不想再往前走了，我躺倒在草地上，就这样躺着，一切都出奇地美好，但是，尤罗奇卡却敲了敲手表的玻璃盖。道路很快就变糟了，坑坑洼洼的，尤罗奇卡降低了车速：我们走在俄罗斯安静下来的大地上，我开始感到忧伤了，因为我们各自的角色是不同的。我的押送者们对我很温情，给我点烟，拍我的肩膀，叶戈尔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奶糖来，我眼含着泪水冲叶戈尔笑了笑，但是，一阵朦胧的感觉又袭上了我的心头，他们果真这么无私吗？他们是要把我交出去的吧，不，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自愿的，但是，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温情怎见得就胜过餐厅服务员的温情呢？我能驾驭那种温情，我有一些固定的规矩，在你碰到阳物的时候，要检查一下，看它是不是像有窟窿的屋顶一样是漏水的，对于他们来说，胜利比享受更重要，他们拼命使出浑身力气，在我面前充好汉，然后就吹起口哨，吹起胜利进行曲，在我跑去清洗身子的时候，他们是胜利者＃蝴们不喜欢恩爱，只会不知疲倦地去追求胜利，而在这里，小傻瓜，看到一块奶糖，你居然还大哭了起来，可我知道餐厅温情的价值，我知道，但我原谅了，我没有其他的光芒，就当这温情是金子买来的吧，而不是只花了几个穷酸的戈比！我看不起没有钱的男人，我不认为他们是男子汉，而此刻呢？然而要知道，我是自愿的，我为什么这样不走运呢？我想要的并不多，自己的一个家，舒适的生活，他们要拉我去哪里呢？他们要把我交出去，就像芬兰人会把被他们抓住的一个傻瓜难民恭恭敬敬地送到河边，送到边界，一块口香糖，一枝烟，一小杯咖啡，那些最最可爱的人，都垂头丧气的，再来一枝烟？——有人对我说过这些事情，但是这一次，他们想从我这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