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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女儿在不舒服时，在她前往急诊科之前，很可能服用了这类药，而且不止一次。她要是真吃了，那些药物很可能会影响化验结果。”
施托伊弗桑特慢慢坐了回去，但仍怒容满面，随时准备保护他女儿及他自己的名声。
弗罗因德又把头转向委员会。
“对于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的焦虑，我能理解。在我的工作中，我曾遇到过许多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因吸毒而落下了永久性的神经损伤。但我来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和法律上的问答形式，它只归结为一点，只有一两句话。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上看，福莱斯特医生的治疗处理及时、正确、无可挑剔。如果她采取的措施是别的样子，恐怕就犯了鲁莽行事的错误了。”
弗罗因德的手指下意识地摸到他挂在身上的金钥匙，一边抚弄一边继续说：“我建议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问一下自己，如果在场的是你们，症状同福莱斯特医生发现的一样，你们会怎么做？我想你们的处理方式不会与福莱斯特医生的有出入。因此赶紧结束这场听证会，让这个女人回去工作，她为她的职业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非常热爱。”
为了让弗罗因德的话产生最大的效果，斯考特·凡·克里夫故意等待了半晌才说：“我没有问题了。”
默特看了一眼豪斯金斯，后者示意他希望接着盘问。他的开场白可谓欲擒故纵：“弗罗因德大夫，为了尊重你尽情享受退休的意愿，我只问不多的几个问题。”
弗罗因德医生微微做了个手势，表示感谢。豪斯金斯踱到弗罗因德和斯考特坐着的桌子之间，肥大的身躯挡住了凯特，使她的视线无法看到老医生。
“大夫，我能否问一下，你和被告的个人关系是怎样的？”
“被告？你指的是福莱斯特医生吗？我和她没有个人交往。她当住院医生各室各科上班时，曾把两例病人，大概是三例病人转给过我。所以我和她进行过几次会诊。”弗罗因德忽然又像醒悟了什么似地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以为我到这来是为了给一位朋友求情？或者我有意要袒护她？不，亲爱的朋友，你完全搞错了。这里面丝毫没有个人交情的因素。我只是不忍看到年轻人的前程被毫无根据的指责毁掉。一个十九岁的少女死了是很可惜的。但死了病人并非意味着一定是医生的责任。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岂不都成罪人了。在座的医生是都明白这一点的。”
他说得越来越激动，瘦削凹陷的两腮泛上了一层红晕。
“先生，你还想知道什么？”弗罗因德问。
豪斯金斯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问：“大夫，你离开急诊科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弗罗因德说，“你想知道确切的数字？”
“是的。”
“大概是——大约四十九年前离开的。大致是这样——”弗罗因德答道。
“你最后一次在急诊科或其他部门直接给病人记录病历是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了，”弗罗因德说。
“许多年没直接写记录了？”
“许多年了，”医生承认说。
“多少年？”
弗罗因德对主席说：“先生，如果你是负责听证会的，请告诉他他问的问题很愚蠢，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他的时间以及这些著名医生们的时间。过去三十一年中，一份病历一送到我的办公室，就说明那个病人已被好几个医生、神经科大夫，也许精神病医生看过和检查过了。所以病人来的时候病历很完整，就像‘大英百科全书’那么厚。还有数不清的化验单、脑电图记录、CT扫描等。它想知道的要是这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
豪斯金斯毫不气馁，一直等老大夫抱怨完才又问：“根据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大夫，能否这样假设，那天晚上在急诊科发生的事，你已经多年没有经历过了？”
“当然，如果是假设的话！”老医生显然有些气恼。
“所以你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的见解既不是基于你对福莱斯特医生的医学能力之上，亦不是具体情况的本身，因为你已多年没在急诊科干过了，”豪斯金斯说。
“我的见解是根据病历上所写的，是医生所发现的症状。还有化验结果以及采取的治疗方式。”
“你完全相信那份病历？”豪斯金斯问。
“这份病历写得很规范，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它，”弗罗因德说。
“你在病历里没有发现任何怀疑福莱斯特医生的结论和行动的理由？”
弗罗因德回忆了一下病历中的内容，答道：“没有，先生，我没有理由对她的能力和行动提出质疑。”
豪斯金斯笑吟吟地说：“大夫，做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和经验丰富的诊断专家，你是不是认为有时进行诊断时，一些不存在的因素也能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医学上的一种假设。一些未发现的状况、反应和症候有时比能观察到的同等甚至更加重要。”
“这是不是也适用于这份病历？”豪斯金斯问。
“先生，你能把问题说得具体一些吗？”弗罗因德反驳道。
“让我给你看看病人病历上划圈儿的标记，”豪斯金斯说着把一份病历递给医生。
弗罗因德的目光朝红笔划圈儿的部分扫了一眼。“啊，是的。怀孕化验。这怎么了？”
“上面是怎么说的？”
“福莱斯特医生用导管取了一些尿液。然后进行了立即就能见效的怀孕化验。”
“下面呢？”
“结果是阴性，”弗罗因德说。“这儿写得很清楚。”
“你看了验尸官的报告吗？”
“看了。宫外孕破裂。导致大面积内出血，”弗罗因德答道。
“因此我再问你一遍，大夫，你完全相信这份病历吗？”
“相信！”弗罗因德重复着。“它准确无误地记录了发生的情况、医生的发现和采取的措施，病历本来就该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夫，我们是不是得强迫地问一下自己，按照福莱斯特医生亲笔在病历上记载的，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使化验结果出现了错误？”
“病历上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她做错了什么！”弗罗因德抗议说。
“当然没有，”豪斯金斯说，变得更加笑容可掬。“病历是她写的，但验尸官的结果却正好相反，是不是？”
“别立刻就把差错推到医生身上，”弗罗因德不满地说。“这年头实在让人看不惯，都是医生的错，都是医生的责任。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化验本身出了差错？任何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显而易见，老人已变得颇不耐烦，一方面是因为听证会的形式，一方面是觉得应付起诉律师的问题时不能得心应手。
“只剩下几个问题了，大夫。根据病历，从你的经验出发，你认为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和迹象是不是与宫外孕的一致？”
“和其他五十种疾病也一致！”弗罗因德说。
“这不是我的问题。症状、迹象、化验报告是否和宫外孕的一致？”豪斯金斯追问道。
“是的，”弗罗因德承认。“是一致，但正像我说的——”
默特先生插话说：“大夫，我们回答时不要节外生枝。”他示意豪斯金斯继续问下去。
“还有一个问题，大夫。假如福莱斯特医生做出了正确的诊断，她或者别的医生是不是可以保住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命？”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弗罗因德答道。
“你是不是至少承认，如果病人的情况能提早几个小时确诊并送去做手术，她就能得救？”
“这个我回答不了，”弗罗因德说。
“你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吗？”
弗罗因德气急败坏地大声说：“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谁也做不到！我只知道凯特·福莱斯特的行为不愧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聪明的医生所为，这是我们惟一希望在这里考虑的问题！”
豪斯金斯觉得他对弗罗因德证词的各个方面都已进行了回击，使它们无法对凯特有利，便颇为得意地说：“谢谢，大夫，问题完了。”
“噢，完了吗？”愤怒的老医生悻悻地说。“我可觉得还没完呐。”
豪斯金斯想打断他。“医生，你的作证结束了。”
弗罗因德从椅子里站起来，盯住委员会中两个医生的眼睛。“我们必须对年轻医生备加爱护。”
豪斯金斯力图阻止他。“默特先生！默特先生，请制止他！”
弗罗因德朝豪斯金斯转过头。“你！”他愤懑地用手指着他。“你是个律师！对我要说的话一无所知！所以靠一边听着去，这是个关系到医生们的问题！”
他又看向沃德和特拉斯科特医生。
“同行们，最近几年，我作为我们医学院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在审阅我桌子上的申请表时实在是忧心忡忡。近来申请人数下降，下降得令人吃惊。可在过去的两年，人数又有所回升。这虽看起来鼓舞人心，我们却不能受迷惑。因为当我们仔细审阅那些申请表时，发现申请人的质量远不如从前了。最优秀的高材生已不再选择医生做为他们的职业。为什么？因为其他行业吸引力更大。治疗不当的官司越来越多。我们这一行的压力也日渐增大。过去我们常有意锻炼年轻大夫，让他们加班加点，看他们在体力和应付病人的非礼上能有多大的承受力，这种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最出色的男女青年们已不想再忍受那样的磨难。
“只有那些极有献身精神，具有一种近似宗教责任感的、乐意为人类服务的人才步入医学界。进来又怎样呢？以这个年轻姑娘为例，这个有献身精神训练有素、工作认真的姑娘在法律文件中被叫做什么？被告。她凭什么要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医生她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可现在却被带上被告席，遭到攻击和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