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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婚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做为一个丈夫，你即使不算模范，也堪称温良。为了让我高兴，你做了许多违反自己性格和习惯的事。譬如因为我不愿在你家兄弟姐妹的嘈杂中过日子，你甚至从舒适、宽敞、处处方便的家里搬出来，和我在那只有十三平米的陋室里委屈了将近两年。我们的悲剧当然不能由你负责，相反，只是因为我——一个幻想太多而又要求太高的女人，总是念念不忘少年时代的旧爱；是因为我，那么草率地结婚，明知不行还要那么做。
可将近三十岁的姑娘不结婚，耳根子就别想清净；要是一辈子独身，人人都会觉得你不正常，不然就是反抗社会！
这趟班车只有三个人，司机、售票员，和我。
售票员还是个远远不必为找婆家发愁的小姑娘，路上一边不断哼着些残缺不全的歌子，一边跟司机大声褒贬着昨天电视里的除夕晚会，并且时时用好奇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她或许在琢磨我，大年初一不在家呆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结婚成家，真的太轻率吗？其实也不。从和继平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拖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苦苦盘算、权衡、犹豫的一年。不管怎么说，继平对我，总是尽量顺从的。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家庭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过程，又琐碎、又累人，夫妻百年，找个脾气好的远比找个模样好的重要。
那么是继子的好脾气使我下的决心？
我不否认，促成我下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年学院里分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美国进修两年的出国名额，所里决定我去。政审材料刚刚上报，突然传来院人事处的“精神”：为了防止年轻人在国外找……所以对未婚者的出国审批一律慎重。要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人来说，亲身领略一下密西西比河的劲风；亲眼认识一下造就了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那块伟大而又复杂的土地，是多么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干邑。就结婚了，已不管本来怎样。
我想，未来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双方又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曾经在我们两人之间做过反复的估量，我自信依靠自己在文化素养上的优势，是能够慢慢包容、影响和改造他的。
于是就结婚了。父亲是赞成这桩婚姻的，可他却警告说：“你不要妄想去改造别人，他在爱你的时候可以听你的话，顺你的意思做人，但实际上一个成年人的本性和气质是多年形成的，没有另外一个长期的或者特殊的环境迫使，是绝难改变的。”父亲是对的！
可是，您当初干吗不拉住我？
售票姑娘沉寂了一会儿，又唱起来：
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我等她唱完，问：
“你这是……什么歌？”
售票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外国歌。”
我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小样的？”
“什么小祥？不认得。”
“他原来就住在总场……”
“不认得，我们家住一分场。”
一分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哦，不不，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她还小呢。
汽车在一个三岔路口缓缓停下来，“总场到了。”售票姑娘提醒我。
从这儿下车，顺着大路，也顺着风，走上十分钟，就能看见场部那扇铁制的大门了。一不过从不着从她L进去，只要从大门左侧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透道南行，绕过一个漫坡，你就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布满青萍的幽幽水塘面前了。啊，水塘也一定毫无生气地结了冰，但它仍然会使你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疲惫的黄昏。我第一次临近它时，地震引起的水下喷沙搞得满塘混浊不堪，萍叶零乱。小样家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侧畔堆放着他姥姥早早为他备下的结婚家具，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从那被认为发发可危的白房子里搬了出来。双人床、沙发、还有“一头沉”，虽然都是新东西，样式却陈旧，并且带着点俗气。唯独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用料颇讲究，外观也大方，漆工也好，如鹤立鸡群一般，非常惹人注目。就是到今天，拿到北京城里中等以上的人家，担保也是个好东西。难怪老太太要把好大一块在震灾时期极为宝贵的塑料布，另眼相看地蒙在上面呢。怕雨淋着，怕太阳晒。
一家两口，除了小祥那点可怜的工资外，大概还有点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之类＿小洋换了钱就注姥姥关电。一年到头。烧＿柴禾、穿衣服，能自力更生的就绝不花钱。他年纪轻轻，生活能力已锻炼得极强，什么活儿都会干，大家老逗他，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看着那几件家具，尤其是那个大立柜，谁都清楚，老太太是瘦驴拉硬屎，为外孙子的婚事，恨不得倾家荡产了。
班车开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茫然四顾。从旷野上吹来的冷风顺着大路由北向南，长啸而过，路边斑驳的枯草无力地抖动着，有几分凄凉。这就是那个三岔路口么？抗震救灾工作队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往前，延目可及的地方，是那块三角形的草地，到清河的第一天，我还依稀记得，就在那儿过的夜。
啊，我认出了这地方！
那一夜，除了市局扎副局长睡在临时为他赶搭起来的棚子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露天。女同志受到特殊照顾，一个人分配给一辆卡车的驾驶楼，我没去，和男的一样躺在草地上。到晚上小样又来了，不知从哪儿搜罗了几件雨衣，给我一件，我也不要，他硬给我，我硬不要，就用自己的外衣包住头，找张报纸包住脚，抵抗着漫天盖地的蚊虫和夜里阴凉的露气。
我有意这样自苦，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欧洲中世纪宗教迷狂时说的那样：在痛苦中愈意识到自己所牺牲的东西的价值，便愈感受到把这种牺牲的考验强加给自身时产生的心灵的丰富。当然，hatwattwG．、的宗教迷狂是一回事，但是在吃苦时体会到的心灵上的丰富和快慰，却是那么相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期待着也能成为一个强者。
地震后的清河，是强者的天地。
别的不说，就是蚊子，就够你操心的。清河多水，蚊虫滋生成阵，一到黄昏，这些孽障便气势汹汹地喧嚣起来。晚上在外面开会，非得找张报纸或者档案袋什么的把脚包起来，上面再摇起蒲扇轰赶才行。这儿的蚊子钢牙利嘴，再厚的袜子也是一叶就透，但是裹上一层薄纸，它就没咒呛了。
有句顺口溜：“清河农场三件宝，苍蝇蚊子泥沾脚，”言之不虚。比起蚊子，苍蝇更是“成了精”，比北京的明显个儿大，也黑，也不怕人，一看就知道是极野的“品种”。那时候顿顿饭都在露天吃，苍蝇围着你的菜碗直滚团儿，叫人难以下咽。
大家知道他家境困难，所以常借各种理由留他吃饭（起初工作队吃饭不收钱）。他的饭量虽不大，但无论什么都吃得香，而且从不受苍蝇的干扰，总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有节奏地轰赶那些讨厌的家伙，神态之随便，之和谐，仿佛那只在茶碗旁边来回摆动的手，和夹菜的手，和咀嚼的嘴，都是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全套动作”。
他也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多半是精神因素所使。小样，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次食堂做的鸭血豆腐？按当时当地的标准，堪称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菜了，大家专门给你留了一碗。那天你很晚才从分场回来，步履疲乏，眼神恍惚，脸色特别苍白，大家问你吃了没有，你摇摇头，精神萎靡得不想说话。有人把那碗“血豆腐”端来给你，你没吃，看着它直发愣，突然跑开去，蹲在路边的草地上吐开了，吐了一阵又艰难地喘气。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你是不是病了，你又摇头，问你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摇头。你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吃就回家去了。我猜想你一定是中了暑，便向工作队的医生要了点时疫药，天蒙蒙黑的时候到你家来了。你姥姥正躺在棚子里歇着，你一个人临池而坐，在暮色苍茫中，只是一个发呆的剪影。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控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样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呢。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
“你也抽烟？”
“抽着玩。”
“玩这个干什么！”共青团书记的本能，使我下意识地认为年轻人过早抽烟是颓废的表现。
你虽没有说话；却仿佛也显出现亏的样子，抬进嘴里致烟细．．细地、慢慢地，甚至带着点尴尬地吐出来，好半天不抽第二口。
“祥啊，又抽烟啦’椰子里，隔着布帘子，你姥姥大声问你，既严厉又慈爱，你这才慌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