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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福克纳与玛西出版社。”一个操着浓重纽约市口音的女人回答。
“我可以和尼古拉斯·本德尔的编辑通话吗？”
“尼古拉斯·本德尔？”
“他是你们的一位作者。”
“很抱歉，先生，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很久以前，本德尔先生写过几本历险记。也许哪位在你们编辑部中工作许多年的老编辑能记得起他来？”
“我把你的电话转给亚当斯先生，他是这儿的资深编辑，他在我们出版社工作的时间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要长。”
“谢谢你。”
等了不到30秒钟之后，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弗兰克·亚当斯。”
“亚当斯先生，我是圣朱利安·珀尔马特。”
“很荣幸接到你的电话，珀尔马特先生。我听说过你，我想你现在应该在华盛顿吧。”
“对，我住在首都。”
“如果你决定出版一部海运史，可不要忘了我们。”
“我还没写完这本书呢，”珀尔马特大笑起来，“等我的一部完整手稿出来时我俩恐怕都老了。”
“我今年74岁，已经老了。”亚当斯语气和蔼地说。
“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是，”珀尔马特说，“你能记起一个名叫尼古拉斯·本德尔的人吗？”
“我当然记得。他年轻时是一个很走运的士兵。我们出版过几本他描述他自己徒步旅行的书。那时，中产阶级还尚未发现徒步环球旅行的乐趣呢。”
“我现在想查一查在《追踪黄金国》一书中所作的一项注释的来源。”
“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是在奶年代初期出版那本书的。”
“准确地说，是1939年。”
“我该怎么帮你忙呢？”
“我想，本德尔也许把他的笔记和手稿捐给某所大学的档案馆了。我想研究一下这些东西。”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他那些资料的，”亚当斯说，“我得问问他。”
“他还活着吗？”珀尔马特问。
“噢，我的天，当然活着。两个多月前，我还和他共进过晚餐呢。”
“他应该有90多岁了吧？”
“尼古拉斯今年84岁。我想他写《追踪黄金国》时刚刚25岁。那是我们为他出版的26本书中的第二本。最后一本是在1978年出版的，写的是育空河畔的徒步旅行。”
“本德尔先生头脑还清楚吗？”
“当然清楚。虽然尼古拉斯的健康欠佳，但头脑却像冰锥一样地敏锐。”
“你可以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吗？”
“我怀疑他是否愿意接听陌生人的电话。自从他妻子过世之后，尼古拉斯就变得有点像个隐士。他目前住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小农场上，心境凄凉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我不是有意显得冷酷无情的，”珀尔马特说，“但我有非常紧急的事要和他谈。”
“你是海洋知识方面的权威，又是位著名的美食家，我确信他会乐意和你谈话的。但为了保险起见，先让我为你探探路。如果他愿意和你通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珀尔马特把自己只用于与亲密朋友通话的号码告诉了亚当斯。“谢谢你，亚当斯先生。如果我真的写出一部有关海上遇难船只的书稿的话，你将是第一位读到它的编辑。”
他挂了电话，步屉轻松地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熟练地剖开十来个牡蛎，往壳里倒了点酱油和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把它们吞了下去。他估计的时间很准。他刚把牡蛎壳打扫干净，并把空酒瓶扔进垃圾箱中，电话铃就响了。
“我是朱利安·珀尔马特。”
“你好，”一个极为低沉的声音回答道，“我是尼古拉斯·本德尔。弗兰克·亚当斯说你要和我通话。”
“是的，先生，谢谢你。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给我回电。”
“我一向很乐意与读过我书的人谈话，”本德尔兴奋地说，“像你这样的读者已所剩无几了。”
“我感兴趣的书是《追踪黄金国》。”
“噢，是吗，在那次艰难的长途跋涉中，我差不多有10次险些丧命。”
“你在注释里提到了一支葡萄牙远征考察队在亚马逊河沿岸发现了一位和土著人生活在一起的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的船员。”
“是托马斯·卡蒂尔，”本德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记得我把这件事写进了书里，没错。”
“我想知道，你能否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件事的？”珀尔马特说，他的希望随本德尔迅捷的记忆不断地增长。
“珀尔马特先生，我可以问一下你在寻找什么吗？”
“我正在研究一股运送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的历史。这艘船后来被德雷克俘获了。大多数的传言认为，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它在海上失踪了。但是，根据你书中有关托马斯·卡蒂尔的叙述，它是被一场海啸卷到一片热带雨林中。”
“那是真的，”本德尔回答道，“如果当时我认为有一点点找到它的希望的话，我就会去寻找它了。但是，它落人的那片丛林太茂密了，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
“你敢肯定‘葡萄牙人发现卡蒂尔的记述’不是杜撰出来的故事或是神话吗？”
“这是历史事实，千真万确。”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呢？”“我有第一手资料。”
珀尔马特一时之间被弄糊涂了。“对不起，本德尔先生，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珀尔马特先生，我这里有托马斯·卡蒂尔的日记。”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喽，”本德尔得意地说，“卡蒂尔把日记交给了那支葡萄牙考察队的队长，请求他把日记寄到伦敦。然而，那个葡萄牙人把它转给了巴西马卡帕省的总督，后者又把它放到了一堆准备寄往里斯本的快件中。在里斯本，经过许多人转手之后，它落到了一家旧书店中，我就是在那儿买到它的，用了36美元。在1937年，那可是一大笔钱，至少对一个年仅23岁、正在作环球徒步旅行的小伙子来说是这样。”
“这本日记现在的价钱一定要比36美元高得多。”
“对此我毫不怀疑。一位商人曾向我出过1万美元的高价。”
“你拒绝他了？”
“我从不出售与我旅行有关的纪念物，让别人从中获利。”
“我可以过去读一下那本日记吗？”珀尔马特小心谨慎地问。
“恐怕不行。”
珀尔马特停了一会儿，仔细考虑要怎么劝说本德尔允许他细读一遍卡蒂尔的日记。“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我是一个被病魔缠身的老人，”本德尔回答说，“我还不想让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
“你听起来并不像个病人。”
“你应该看看我的样子。我在旅行中得过各种各样的疾病，现在它们全都复发了，正摧残着我这把老骨头。我的模样不好看，因此我很少接待访客。但我要告诉你我将怎么做，珀尔马特先生，我要把这本日记当作礼物寄给你。”
“我的上帝，先生，你不必——”
“不，不，我已打定主意。弗兰克·亚当斯对我描述了你那个有关船只的大规模图书馆。我宁愿让一个像你这样能欣赏这本日记的人拥有它，也不愿把它卖给一个只是将它摆在书架上向朋友嫁耀的收藏家。”
“你真是太好了，”珀尔马特真心诚意地说，“对于你的慷慨，我衷心地表示感激。”
“拿去欣赏吧，”左德尔非常宽厚地说，“我猜你一定想尽快地研究这本日记。”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别这么说。我要用快捷把它寄给你。这样明天一早你就能拿到了。”
“谢谢你，本德尔先生。多谢。我会妥善保管这本日记的。”
“很好。我希望你能找到你正在寻找的东西。”
“我也这么希望，”珀尔马特说，他的自信心大增，“相信我，我真的如此希望。”
第二天上午10点20分，珀尔马特没等送快捷邮件的邮车司机按门铃，就猛地拉开了门。“想必你正在盼望这件东西吧，珀尔马特先生。”那位年轻的黑发司机说，脸上挂着一丝善意的微笑。
“就像一个孩子在盼望圣诞老人。”珀尔马特大笑起来，然后签了名。
他急忙跑回书房，边走边扯开封口，打开邮袋。他坐到桌旁，赶紧戴上眼镜，小心翼翼地把托马斯’卡蒂尔的日记拿在手中，仿佛它是圣杯似的。日记的封面是用某种不可辨认的动物皮做成的，纸张是已经发黄的羊皮纸，但保存良好。墨迹呈褐色，卡蒂尔使用的可能是某种树根酿制的墨水。不到20页，是用那个时代古雅的伊莉莎白散文体写成的。笔迹很工整，但有不少拼写错误，不过这仍可表明，就当时那个年代来说，此人也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了。第一篇日记上标明的日期是1578年3月，但写的日期要晚得多：
我过去16年间的奇特经历
托马斯·卡蒂尔，前德文郡人
这是一位遇难船员的自述。他在汹涌的大海中险些丧命，最后被冲到一块野蛮人的国土上，在那儿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但始终末能返回故乡。珀尔马特从卡蒂尔跟随德雷克离别英国的那一篇读起。他渐渐注意到，这日记是用一种比后世的叙事体更为忠实可信的风格写成的，没有多余的说教、浪漫的夸张和陈词滥调。卡蒂尔坚韧不拔的生存意志、在克服各种可怕困难时所表现出的机智灵活以及从不乞求上帝帮助的独立精神，都给珀尔马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珀尔马特真想见见这个人。
海啸把大帆船远远抛上陆地之后，卡蒂尔发现，自己是船上惟一的幸存者。他宁可钻入充满种种未知恐怖的山林，也不愿冒着被复仇心切的西班牙人捕获和折磨的危险。西班牙人得知他们的运宝大帆船被可恶的英国佬德雷克明目张胆地夺走之后，疯狂得像一群黄蜂。卡蒂尔只知道大西洋位于遥远的东方，至于究竟有多远。他猜都猜不到。走到海边，然后设法找到一艘友好的轮船把他带回英国，这只能是一种奇迹，不过也是他惟一的出路。
沿着安地斯山的西坡，西班牙人已经开辟出由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