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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尼君所深识者，该公司人员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绝不为吾辈梗。”
唐又续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a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盖公使为经济起见，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这次星期，装载货物既竟，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则予侨亦不妨戮汝于此．借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所为之事，绝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举高丽某志士事为我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本，被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其找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
唐口述时，手舞足蹈，意兴甚豪。盖彼以为此次捕予有功，将来中国政府亦必加以重赏，赐以高位也。
予问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
予又进逼曰：“君须知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国。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
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及君之家族，其时君将追悔莫及矣。”
唐某闻子言，不觉色变，顿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夜十二，久钟时，唐又至吾室，与我谈话。
予曰：“君如真为我友，则将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吾力，希望脱君于厄。吾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一可启此室之门．一可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钥者系公使之亲随，绝不肯授我以钥也。”
余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时己在礼拜三夜十二点钟以后，己为星期四，故所谓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乘隙而来，援君出此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辞出时，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书数语，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于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来云：“此纸已由英仆逞呈使馆，马凯尼君见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汝。是在吾虽有援救之心，而汝此举实足破坏吾计划，未免自误。”
子乃问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必须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唐乃劝我致书公使，求其相宵。吾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子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写法？唐曰：“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书成一长函，搁叠既毕，照例应子纸背标明受书人之姓名，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姓名之拼法曰：“SirHallidayMarcartney”。益此时予但知其姓氏之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知其拼法。既而吾授信子唐，唐怀之而去，此后遂不再见此人之面矣。
吾此举实堕入唐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玉书中有亲至使馆吁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由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迫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唐曾告我，凡我所书各函，均由仆人出首子使馆，并未达于诸友。此时吾自思希望已绝，唯有坐以待毙耳。
孙中山笔下“自称唐先生者”就是邓廷铿，他是当时的翻译。
邓廷铿出现，目的是在骗取孙中山“求其相宥”的悔过书，孙中山自承被骗“可谓愚极”，但是“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自感无法，只好“吾从之”。
“不免一时愚昧”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写这一悔过书的经过说：
这是邓针对孙急切脱险愿望，进一步施用这种言语使孙产生恐惧懊悔感。“未免自误”就是说已濒临绝境。
但孙追问邓“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听到这句话，真是“恰中下怀”。因改以诱惑语态答复孙：“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邓所谓“依我命而行”，即劝孙“致书公使（龚照瑷），求其相宵”。孙先生自述：”吾从之。邓立命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自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邓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于马格里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格里。’”
邓又进一步指示书翰内容：“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致被嫌疑，经美时曹往使馆请求昭雪，未得晤见，故特来英，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孙面对当时残酷现实，唯有以死里求生保存此身再困辩正决心，按照邓所授意写成一函，摺叠后，邓又指示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于是邓满意地怀挟这一文件离去。
孙先生在康德黎等援救出险后，是年十一月四日，对英国政府律师陈述：当时所以一切听邓摆布，实因确认这是唯一仅有的一条获得自由的万一可能的机会。满清使馆确实是在进行押解他回国“正法”－如果竟成为事实，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实在非常恶劣。至于手写“亲至使馆吁求昭雪”是绝对不符事实，只是为求出险，听从邓廷铿授意书写而已。孙先生于《伦敦蒙难记》中指陈：
吾此举实堕入邓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盖书中有“亲至使馆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丝毫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这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孙先生又进一步说明：
予之所以惴惴以惧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建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太平）义军起义之后，清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
国人又见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
且予在旅馆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干。如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不知伊子胡底。幸康德黎夫人能为予预料及此，毅然赴旅馆，尽取子书犊，捆载而归，付之一炬。是其识力，诚大有造于吾党也。
可见孙先生在九死一生之际，仍随时面对“历史镜子，以吸收教初，引用金玉均及英国协助清廷打击太平军往事。但濒临绝望，固不免一时愚昧。孙先生于此反省自责，以资警惕。因革命工作冒险犯难，随时有再陷虎口的可能。
吴宗濂“随軺笔记”
虽然“伦敦蒙难”的内情已如上述，但是，另一面的“罗生门”故事，在我们历史家眼中，却也不能不注意。所谓另一面的“罗生门”故事，就是针对孙中山《伦敦被难记》的吴宗濂《随軺笔记）。这部书对洗刷老K的历史，显然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軺笔记》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一）的出版品，书前廖寿丰的序写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俞钟颖的序写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内grffiid，却是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起龚照缓出使英国的事。当时龚照瑷以候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需要翻译人才，乃由安徽巡抚沈仲复推荐，由江苏嘉定的吴宗濂担任。吴宗连字挹清，中华民国成立后，做过驻意大利公使、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一九一八年参议院议员，他是个通晓洋务的有心人。在他随龚照瑷出使的时候，虽然“派司译务”，但是也为老龚写《起居注》、起草文件等等，这部书的产生，就因此而起。《随軺笔记》共四卷，分类及标题如下：卷一记程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景周著卷二记事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挹清编辑卷三记闻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挹清编辑卷四记游嘉定吴宗濂景周译纂
在这书卷二记事中，收有两篇重要的文字，一篇是《龚星宪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一篇是《龚星宪计擒粤犯孙文复行释放缘由》，都是孙中山“伦敦蒙难”当时的记录和第二年（一八九九）的追记。这两篇文字因为是当时驻英使馆的内部文件和当事人文件，所以极富史料价值，并且帮助我们了解非一面之词的真相。因为这些文件太珍贵了、太罕见了，我把全文收在后面。
龚星宪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
敬密启者：七月间接杨子通星使函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钧署电令确查该犯欲往何处，密电敝处，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等因，并附录节略前来。嗣子八月十九日接通使电称：“孙文于西九月二十三日由纽约搭轮船至英国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语。当即婉询英外部，拟援香港及缅甸交犯约，请为代拿）据该部答称：“二约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而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诘”云云。英既不能代拿，敝处遂雇包探前赴梨花埔，密尾行踪。该犯于八月二十四日登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