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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札驻英国翻译官邓丞廷铿准此
第二天（十月十二日），北京总署复电：
歌电悉。能按公法扣留，英不问，固好。解粤应设何法，能免英阻，且必到粤，望详商律师。谋定后动，无令援英例反噬，英又从而庇之，为害滋大，切望详慎。鱼。
十月十四日，驻英公使再电北京总署：
密。鱼电敬悉。孙无忌惮，自来使馆，势应扣留。据问看管之邓翻译言，〔孙〕欲谋大事，唯时未至等语。有西人知粤督几为所害，是反形已露。外部既以香港、缅甸约不能施之英京，现筹购商船，逞送粤，不泊英岸，可无他虞。船价煤工约需七千镑，得载二千余吨船一只，不用，变价亦可。否则释放，仍派人密尾，穷其所往，亦不露痕迹。统乞速示遵行。瑷庚。
十月十六日，驻英公使再电北京总署：
庚电未奉复，扣留至今，外无知者；释放亦宜早，免露痕迹，乞速示。瑷蒸。
十月十六日，北京总署复电：
庚电悉。购商船逞解粤，系上策，即照行。七千镑不足惜，即在汇丰暂拨，本署再与划扣。唯登舟便应镣，管解亦须加慎，望盖筹周备，起解电闻，以便电粤。蒸。
十月二十三日，驻英公使再致电北京总署：
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犯党在馆旁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竞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回香港，必由港督严察，并请具文以凭饬港督照办等语。因将孙犯释放，仍派人密跟。瑷筏。
根据上面这些当时的原始文件〔注十一〕，我们清楚看到：当时直到十月十日为止，驻英中国使馆的人，都没有亲自捉拿孙中山的意思；直到十月十一日孙中山自己大意，“改装易姓”、“无忌惮，自来使馆”，他们才见人起意，觉得“使馆即中国地，自应扣留。”于是案情急转直下，好戏出场矣！
钦命要犯上了门
孙中山自己大意，显然低估了清廷的办事能力。清廷虽然无法搞今天“校园间谍”那一套，但是雇老外来跟踪，却也相当拿手。我们试看一下当时洋侦探在十月一日到五日间的跟踪报告：
马格里爵士〔注十二〕
波德兰
关于孙文事件
爵士：
关于我们十月一日通信上所提的事，我们现在报告你。我们在赫胥旅馆方面，做有系统的监视。在一日那天，就是星期四，此人于下午四点半钟外出，沿着斯屈朗走，经过佛立特街（FleetStreet），到露朅特场（LudgateCircus），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以后又回到旅馆。那时候是下午六点三十分，以后就没有看见他出来了。
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于上午十点三十分离开赫骨旅馆，雇了一个一0八五0号四轮马车装行李，坐到葛兰旅店街八号，将行李运入，该人亦进去。
他在该处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才出来，步行列牛津街（Oxfordstreet），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于是走进上霍尔庞（HighHolborn）一一九号（文具店），再进加快食堂（ExpressDairyCo。），吃了中饭，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再出来，走到霍尔庞的一个饭馆里停留了三刻钟，再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的时候，已经八点三十分钟，就不再看见他了。
以后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提起你电报里所说的一层，我们可以说在监视期间，他不曾见过什么中国人。在利物浦听说有几个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应到伦敦来看他。
讲到照相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非等到天气好些，不能办到。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点总是尽力注意。
你忠实的司赖特侦探社（签名）〔注十三〕可见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清廷中国使馆的雇人窥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居然还“洋装，改姓陈”，跑到使馆中去，钦命要犯上了门，不惹出麻烦来，又岂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既然是孙中山自己进入使馆的，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伦敦被难记》里说与真相不符的话呢？这个答案，孙中山“四大寇”
老友之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道出了原委。陈少白说：
当时孙先生怎样会被公使馆拘留起来呢？照孙先生自己做的伦敦蒙难记所说：是道遇公使随员邓廷铿（号琴斋），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先生又遇到好几次，未了一回，就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邓慕韩在《孙中山先生传记》里也说：
按先生伦敦使馆被难有二说：一为使馆计诱，即先生自著《伦敦被难记》所述；一为先生自进，即先生事后对人所言。……以情理论，应取自进说，缘诱先生为邓廷铿，时不过为一使馆微员，途遇一乡人，安知即为先生？即知之，于仓卒间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须奉准公使，详商办法，然后进行。须历若干时间，方能办到，断无即遇即禁如此之速。《伦敦被难记》所云计诱者，盖著是书时，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夫明知使馆尚敢进去，益见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将采录理由，附识于此，以释群疑。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说：
中山每日造康寓叙谈，因于途上与使馆随员邓琴斋邂返，邓与中山为旧识，他乡遇故，颇与往还。邓之友人亦以乡谊之故，渐相结识，但不知为孙文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中山偶过使馆门外，遇同乡数人子道，各以粤语问讯，并邀中山入室，略叙乡谊。中山从之，入门后，即被二人挟持登搂，禁诸室中。
可见孙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动去的地方是哪里，他写《伦敦被难记》故意说不知是使馆，并说自己在入门前被挟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由此可见，《伦敦被难记》的写作，是当时政治宣传品，政治宣传品的目的是政治宣传，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了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戊戌政变记》在当时也是政治宣传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被屈于我矣。”其可笑一至于此。
予被禁后数小时，忽有一监守者入，谓率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笔、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钞票数纸，未被检取，故彼所挈以去者，仅无重大关系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复询予需何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他又说：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称唐先生者来视予，彼盖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然曰：“前日之强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我意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李敖按：前引《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已向“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承认自己是孙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盖此间均已定夺一切，且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之为人，君姓名已震铄环球，即死亦可以无憾。总之，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间为英国辖境，非中国之属地，公等将何以处余？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拘予之事闻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随意处置也。”
唐答曰：“吾挤不愿更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已雇定，届时当箝君口，束君肢体，畀赴舟上，而置于严密之所。及轮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吏鞠审，并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举，未免草率过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微笑曰：“否否，君虽万能，亦难出此。盖君登舟之后，即有人严密监视，与在此无异。苟有可与外人通消息之处，吾等必先事杜绝，绝不便君有丝毫间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我而为我援应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