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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到死，还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改良”的纪录，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史学家的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顾颌刚亲自去找，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傅”头衔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八七九年得到”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
——伦敦蒙难罗生门
十一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消息如下：
纪念国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视制播《伦敦蒙难记》
根据国父亲撰《伦敦被难记》、《党支会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与《中国古代名人列传》等书编剧而成的《国父伦敦蒙难记》，十一日下午四时将在中视频道播出，这是一出国语电视剧。
《国父伦敦蒙难记》的历史背景是国父在前往英国，准备组织华侨，扩大革命力量时，腐败专横的清廷竟以诡计将国父诱入“中国公使馆”，幸亏国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机智应变的能力，以及国父英籍老师康德黎的全力协助，才脱离虎口。
当时，由于舆论的报导和介绍，使全世界不但公认国父是中国革命领袖，同时也促使国父在大英博物馆完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父伦敦蒙难记》即完全依据史实演出国父伦敦蒙难十二天的经过，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国父，表达敬意。
中视当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国父时，内心严肃而庄重，生怕无法将一代伟人的凛然正气表现出来，而老牌演员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将康与国父间的师生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看看国民党最近在宣传上“新猷”些什么，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费了一点时间，一边做工，一边断断续续看了这出电视剧。一看之下会失望，早在意中；但是边看边骂，却也稍嫌意外，边看边骂了国民党这种lousy宣传以后，我真忍不住要再写上一笔。
孙中山如是说
国民党笔下的伦敦蒙难事件，其实真相是很“罗生门”的。
换句话说，真相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并且有的说法还是矛盾的。
对立的，包括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在内。我们先看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伦敦被难记》（《伦敦被难记》原文系英文，名为“Kidnappedinlondon”，由甘作霖中译，中华民国元年五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后各处所翻印均本此）中说法如下：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宿于斯屈朗（Strand，伦敦路名）之赫青旅馆〔注一〕。翌日即至波德兰（PortlandPlace，伦敦区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Street）
四十六号康德黎〔注二〕君之寓所相访。康君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予觅相近之舍馆曰葛兰旅店（Gray'sinn），使徙止焉〔注三〕。予自是即暂居，每日独处无聊，辄往伦敦博物院游览，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子无日不适访康德黎君，每至必取其藏书，读而消遣。一日，予饭于其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盖过访之，因相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母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解送回国耳。”予闻夫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