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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的纪录。蒋介石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国。结果呢，孙中山虽然“以文天祥自待”、认为“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均见《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但是他毕竟没做文天祥，而让“君主死社稷”专美于前了！
很巧的是，在蒋介石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后二十六年，他自己也是总统了，他也面临了一个殉国的机会。据他在《军人魂》讲词中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讲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自从前年徐蚌会战军事挫败之时，我就抱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来报答我们总理和全国人民付托的重任，尽了我的职责。我这个存心，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本来也就没有对你们说的必要。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最后的打算，所以我今天要把我年来的决心告诉你们。
当徐蚌战役失败之后，我就决定与共匪在京沪线上实行决战。我当时认为这一次战争，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最大的搏斗，如果决战获胜，使军事形势转危为安，当然是国家之福；如果不幸而失败，南京为首都所在地，我是国家元首，就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因此我在未下野以前，就严令在京沪各地加强工事构筑，就是为了要和共匪背城借一，也可以说是求得我的死所。当时有一班亲友、同志，窥见了我这尽职殉国的决心，而且知道我平日的性格，不愿临难苟免，因此时时怕我自杀，所以他们时时在暗中提防着。我当时明告他们．现在最希望我自杀的，第一是共匪，其次是一般投机分子；如果我自杀了，他们就可以达到他们投降卖国的目的。徒使他们逞决一时，于国、于民、于我革命主义，皆无有补益，所以我说此时尚未到应死的时候，亦未到最后的关头。我绝不自杀，我一定要忍辱负重，与共匪周旋到最后关头，为死难官兵复仇，为国家、民族除害；只要我们国家、民族还有一寸土地、还有一部军队，我一定要在这块土地上，高举青天白日的旗帜，再接再厉，百折不回的奋斗。我这一段话，今天到会的同志中，亦曾经有几位同志亲自听到的。实在我观察那时候革命失败的情形，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如果不幸南京陷落的时候，我唯有死在南京，才可以上报总理，下对国民。但当时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听信共匪挑拨离间的谣言，一定要我去职下野。我在当时不得不离开这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你们以为我必悲伤不堪，感想千万么？其实我毫无其他遗憾，唯其中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只有这句话，才可以形容我当时心境悲哀的情绪。我离京以后，国家的形势当然更加危急，但当时一般将领如果在京沪一带，仍能体念我的意志，不忘革命责任，人人抱定其杀身成仁的决心，拼命作战，保卫缔造艰难的首都，那我们即使失败，还可以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万不料一般文武干部，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就只身逃亡，无形瓦解，使敌人不放一枪，不损一弹，就占领了首都，且因之不到一年，而丧亡了整个大陆。历史上军事的失败，从来没有这种可耻可痛的情形！亡国先例虽多，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悲惨的现象！
这是一九五0年四月十六日的讲话。蒋介石说他自己一开始是准备“以身殉国”、“上报总理，下对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职下野”。结果呢，蒋介石虽然“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没死在南京，“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
上面这两个故事，今天我们对照读起来，真未免感到无独有偶，并且觉得好生奇怪。奇怪国民党中为什么总是有这种不争气同志，他们在紧要关头，总是剥夺了他们伟大领袖万古流芳的机会、总是不让他们伟大领袖去做文天祥。结果呢，他们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寿终正寝”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国”、“以身殉国”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思想起来，岂不太美中不足了么？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夜
孙中山不准再打炮
在国民党钦定历史里，一九二二年有一次“犯上”的“叛变、就是所谓“陈炯明叛变”。这年六月十六日夜里，“叛变”
开始，弟兄们，包围总统府去！对总统府打炮，孙中山狼狈逃亡。十六日．孙中山逃上兵舰。据这年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写的《致本党同志述陈变始刺及今后方针书》，经过如下：
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子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枪支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搂，卫士死伤枕籍，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财政部次长廖仲恺，卒前一日被诱往拘禁于石龙，财政部所存币项及案卷部据，掳掠都尽，因会议员悉数放逐，并掠其行李。
总统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南洋华侨及联义社员亦被惨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子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自明末以来学文明与儒教的关系，西方新思潮与东方古代哲学传统的关，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五年逐龙济光之役、九年逐莫荣新之役，皆未闻有此，而陈炯明悍然为之，例行逆施，乃至于此。文既登兵舰，集合舰队将士，勉以讨贼。
目击省垣罹兵燹是，且闻叛军已由粤汉铁路困袭韶关。乃命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存。发炮后，始还驻黄埔，俟北伐诸军之旋师来援，水陆并进，以歼叛军，此为当日决定之计划，而文久驻兵舰之所由也。“这一事件中最有趣的，是孙中山“乃命舰队先发炮”的举动。
孙中山事后对人说，这一朝岸上发炮，是一种“炮教”（用炮打你的一种教训），为了“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存”，所以不得不打你几下子。据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炮教”是“指定目标炮击，故人民之于是役，损伤甚微，而叛军死于炮火者，约数百人。当时因陆上部队不能如期发动，故炮击后，叛军乃得溃而复聚，其乱卒不克平。”可见“炮教”“炮教”，于大局无补．只是“炮教”而已。到了七月，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洋记者谈话，记者间：“先生允不再炮击羊城乎？”孙中山答称：“是也。但须附以粤军不击予之条件。”可是你“炮教”我也“炮教”，最后海上的终告不支，孙中山于八月九日去香港；陈炯明于八月十五日回广州，号称粤军总司令。
第二年一月，陈炯明被赶走了，二月二十产民孙中山重回广州。三月二十一日，孙中山手令傅秉常，要他与英领事交汉的气概。国民党对他物的全体和相互联系出发，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能夺帅而不能夺志，一点也没有法子。
国民党虽然对陈炯明个人没有法子，但却恨屋及乌，干了一件鲜事，就是把陈炯明当年炮轰孙中山的炮，给查封起来了。国民党在今年二月出版《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公布了这一查封图片，并加说明曰：
此为陈炯明叛变时，袭击观音山用炮，事变平息后，被判处封口，以为叛逆者戒。
原来一座大炮也可以被判刑的，真令我们开个千古之眼界！
想当年明朝崇侦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今名景山），上吊的那棵树，后来被清朝顺治皇帝看到了，认为一朝英主，树神乃不之佑，致缢于此，此树罪不可道！乃令刑部加铁链一条，把树锁住，以为吊死皇帝之戒！今天看到了国民党以青天白日党徽封住炮口的壮举，真忍不住要联想到古代帝王的大脑。——
国民党的封建主义，可真万古常新的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
孙中山与林肯名言
——我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疑义
美国宾州南边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小城，在一八六三年七月一至三日，曾有一场战事，战事下来，美国内战的北军胜了南军。在南北战争中，所争者非一城、所战者非一地，葛底斯堡之役，论争城不是大城、论战地不是胜地，但它却在历史上逐渐脱颖而出，变成了出了名的古战场。这个奇迹无他，乃因林肯战后在该城的一次演说而起，这一演说，就是著名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Address）。
“老百姓失望透了”
布兰德·豪斯（BrantHouse）在《林肯的机智》（Lincoln'sWit）里，提到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前，已经在七十一号街的摄影师那儿，先看到了大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Everett）准备同时演说的讲稿，那讲稿是埃弗里特先送给林肯过目的皮尔士原则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的实在，林肯称赞埃弗里特的周到，埃弗里特因为先讲，显然怕林肯的讲稿内容跟他重复，给林肯带来不便。林肯看过后，表示不会有重复的危险，因为他的讲稿“极短、极短、极短”，并且还没写完，还没写完的讲稿他正带在身上，他要在摄影师准备照相那段空档里，看看自己的讲稿。
詹姆士·鲍德温（JamesBaldwin）在《林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