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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都笼罩在中国古代的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制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我问两位留学生：“在这里读书，心里紧张吗”他们说：“还好，英国人怎么着都不乏幽默，三下两下把压力调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们举几个例子，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终于又一次证实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感觉：幽默的至高形态是自嘲。
例如，他们说起的十六世纪某个圣诞日发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这样的味道。说是那天一名学生拿着书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头野猪，已经躲不开了，只能搏斗。野猪一次次张开大嘴扑向学生，学生灵机一动，觉得必须找一个嚼不碎、吞不下的东西塞到野猪嘴里，把它噎住。什么东西呢学生立即醒悟，从书包中取出一本刚才还读得头昏脑胀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往野猪嘴里塞去。
野猪果然消受不了亚里士多德，吞噎几下便憋死了。学生回到学校一讲，同学们上山割下那个野猪头，把它烤熟了，当夜就端到了教师的圣诞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师，你们教的学问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头野猪给憋死了。
教师们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喷香的美味。
从此，这道美味成了圣诞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这是教师的自嘲，也是学生们对自己学业的自嘲，更是牛津的总体自嘲。
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念吴小莉。前些天她托人远道带给我一部英国当代童话《哈利波特》Ｈａｒｒｙｐｏｔｔｅｒ，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封信，说不仅供我在旅途中解闷，而且要证明在繁忙的劳务中读点童话好玩极了。
小莉是对的。虽然我很早就明白人类文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游戏和童话，但在实际深入的时候又常常会被纷乱的现实所掩盖，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因此总要有人提醒。
正是小莉送的书，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书店里看到《爱丽斯漫游奇境记》时会心而笑。这个童话小时候就熟悉，后来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
这位数学教师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给一位小女孩讲了这个自己随口编出来的童话，讲完，无论是小女孩还是他自己都觉得有意思，他便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写了出来。他当然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维多利亚女王也读了这本童话，爱不释手，下令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么书都必须立即呈送给她。于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计算数值的简易方法》。
女王当然很吃惊，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领悟：越是严肃的人群越是蕴藏着顽皮和天真，否则无法解释她自己为什么政事繁忙、威权隆重还会着迷于年龄早不相称的童话。
领悟于此，也就领悟了牛津大学一种隐秘的风范。
奇怪的日子
欧洲文化大师中，出生的屋子最狭小的，一是贝多芬，二是莎士比亚。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间、楼梯、门窗一一缩小、压低，然后让未来的大师哗啦一声破墙而出，腾身而去。两人是在同样的年岁离去的：五十二岁。
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前西德首都，一座不小的城市，当然不可能太隆重地来供奉这所老房子，只让它安静地排列在一条窄街的边沿，粗心人走过两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是一个小镇，埃文河边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现在几乎是把全部名声、经营、生计都靠到了莎士比亚身上，好像整个村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长大、离开、回来、去世，然后等候世人来纪念。
这是异代同乡的好意，寻常世间的温暖。不寻常的是，世界各地的游人每天不断，于是每天都在迎来送往地过节，而且显而易见，这个节还会过下去，直至永远。
天气已经很冷，风也很大，我穿着羽绒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进一家纪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来，继续走。伙伴们问我在找什么遗迹，我说不找，其实心里是想找回一点复杂的感觉。
我现在想的是，有很长时间，这个小镇对自己的游子浑然无觉，但它不知道，莎士比亚生前身后遭受的种种非议，甚至连他存在的真实性也受到责难，多半是由于它。
小镇终究是小镇，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镇，它凭什么输送出一个莎士比亚那个叫做莎士比亚的孩子不可能在这里受到良好教育，进过一所文法学校，十三四岁时因家里交不起学费就辍了学。他二十二岁离开这里去伦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据说是偷猎了人家的鹿，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肯定的传说。到伦敦后，家乡有人听说他在一个剧场前为观众看马，后来又一步步成了剧场的杂役和演员。他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后来经济情况渐渐好转，还在家乡购置了房产和地产，最后几年在家乡度过。五十二岁去世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当地有送哀诗的习俗，但当时好像没有人为他写哀诗。他留下了遗嘱，讲了一些琐事，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著作。连他做医生的女婿霍尔，也没有在日记中提到岳父会写剧本。
这些情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为什么家乡对他的功业缺少知觉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这样木然其次，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才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文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给予他的吗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这么说来，这个躲在笔名背后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伟人。既然是文化伟人总会有多方面的光亮泄漏，他也应该是那个时代伦敦的重要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怀疑论者们按照他们的文化逻辑，分别“考定”了好几个人。
有人说是那位十二岁就进了剑桥大学读书，后来成了大哲学家的培根；有人说是“牛津伯爵”维尔；
有人说是另一位剧作家马洛，他与莎士比亚同龄，但他获得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人更大胆地断言，真正的作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只有她才能体验那些宫廷悲剧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么丰厚的学识和词汇；顺着这条思路，有人认为，女王周围的一些著名贵族，可能都参与过这些剧本的创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怀疑论者选定的对象不同，但隐藏在背后的理由却惊人地统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来自于大学，若说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贵族。
他们的考证文章很长，也有大量注释和引证，完全符合大学的学术规格。只可惜，一年年过去，被他们吸引的人很多，被他们说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亚的戏一直到处上演，没有哪个观众会认为，今天晚上买票去欣赏哲学家培根爵士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才华。
在他们拟定的名单中，真正懂创作的只有一个马洛，因为他本人确实也是杰出的剧作家，尽管怀疑论者看中的是他的剑桥学历。结果，时间一长，稍稍懂点事理的怀疑论者便放弃了别人，只抓住他不放。恰恰马洛这个人有可能参加过当时英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二十九岁时又在伦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杀，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个叫卡尔文·霍夫曼的美国人提出一个构想：可能那天被刺杀的不是马洛，情报机构玩了一个“掉包计”，真的马洛已经逃到欧洲大陆，隐姓埋名，写了剧本便用“莎士比亚”的笔名寄回英国，因此莎士比亚剧本的发表也正巧在马洛被刺之后不久。
这个构想作为一部小说的梗概听起来不错，却带有明显的好莱坞性质，即只求奇险过渡，不问所留漏洞。例如：马洛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随便起一个笔名，偏偏要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实的莎士比亚不会写这样的剧本，他剧团里的大批同事怎么会看不出破绽，然后传扬出去，造成马洛的不安全还有，延续二十几年的伟大创作工程，到完成之时，世事人情早已大变，伊丽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马洛隐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应松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会不知道这项工程的重量，为什么没有点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只语告知后世呢其实，按照学术的逻辑，有两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