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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历经数年，儿童们便能够通过该文化的特定养育方式长大成人；一般说来，出生于该文化之中的儿童虽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却能够在这种养育方式之中受到磨砺。人们根据儿童们的个体差异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给予他们不同的培养。巴厘人将儿童分成本性邪恶和本性朴实、善良的两种。儿童们在生活的早年就被划定属于哪一种类型；无论这种划分是否适合，都将延续到老年。萨摩亚人——以及法国人——是以儿童的年龄，以儿童对社会事件的理解能力作为划分标准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具有足够的能适应所有儿童的不同教养方式。有的时候，有的儿童因背离社会期望太远而过早夭折；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发育迟缓，或愤世嫉俗，或被迫成为具有双重性别自认的人；这些孩子成人以后往往会以歪曲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如果我们把这些个案看成是人类教育体系的失败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类神经症在任何社会中都屡见不鲜。
在所有儿童教育体系中，都应该具有某些防范措施，以便能够解决儿童日益滋长的性成熟与仍旧矮小的体形之间的冲突，解决他们的依从地位和尚未完全成熟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有些文化形态也能够部分适应孩子们的早熟，比如在渔牧和狩猎社会，那里的孩子们五六岁的时候便能够掌握双亲的生存技能，一到青春期就结婚。有的时候，年幼的男孩子就被要求具有非凡的勇气。以新几内亚的蒙杜古马人为例，那里的小男孩常常被充作人质送往暂时结成联盟的部落。人们要求这些孩子在做人质期间能够尽可能地多学一些，以便能够在兹后的某一天，引导本部落的猎颅队攻入这个村子，但是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那里的成人角色是六七岁的孩子，甚至十六、七岁的孩子都无法企及的，不过人们会选择其它方法使孩子们适应青春期的延搁。双亲也必须防止他们长期压抑的童年早期性欲的重新爆发。否则，放任就可能成为日后孩子们放纵沉溺的原因。比如，巴厘人一旦听任孩子们成群结伙地闲荡，孩子们就会成为头发蓬乱、不洗澡、桀骜不驯的人，巴松哥的小孩一旦脱离严厉的父亲送往舅家去抚养时也会如此：而祖尼人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的父母为了避免和自己的孩子发生冲突，往往一方面予以放纵，另一方面却请那些吓人的舞蹈者来家里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如此看来，在每一前喻文化中，如果社会要生存，那么在每一代中都会重演俄狄浦斯情结向男性权威的挑战，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形态中，这似乎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效用，但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让孩子过早承担繁衍的功能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显然是不恰当的。不应该过早地利用孩子们的成熟，因此，任何地方都有反对乱伦的规则。同时，也应防止由于孩子而使成人重新沉溺于以往的回忆、恐惧、敌意和失望之中，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孩子们也形成抗拒和毁灭的心态。
人们可能也会希望每一社会都能发生一些美妙的奇迹——那些谙于事理的儿童毕竟要比那些事事为人左右的伙伴更具优势、更有运气、也更注意对行为的选择。有时这种玄想可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在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中，年轻人和成年人都渴望能成为呈现幻象状态的人，并认为凡能制造令人折服的幻象的人都将成为领袖人物。天赋是气质、天分和环境雕凿的综合产儿，当个人和其思想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臻成熟之际，天才的出现意味着个人将能够凭借幻象或梦想创进新的文化形态，个人的资质和经验的完美交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功能。在那种既缺乏创造也缺乏变革观念的文化形态中，一些十分微小的变革也需要一位具有超人禀赋的个人去完成。比如，对现存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改革，对新原料的利用进行一些改革，甚至包括如何想方设法扩大战争的规模。在这种文化中，每一点微不足道的变化都需要在具有伟大的科学传统的文化中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伽利略和牛顿似的天才。
我们至今仍然未能详知，在那种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和重复性的社会中，该如何出现变革的生机。我们同样无法得知，在那种扼杀、惩处自发性的社会中，孩子们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发性？当所有现成的答案都灌输给孩子们之后，他们是否还会对事物持以怀疑的态度？而面临着习以为常的饥饿和失望的侵扰，他们又该如何继续保持那鲜如朝阳般的希望？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地听到人们谈论谁受了精神创伤，哪家的婴儿或孩子被无力抚养或不肯抚养的父母所遗弃，但我们仍然对那些超凡的圣者所知甚少，这也是年轻人不断疑虑的原因之一。
在前喻文化的社会之中，世代间的关系并不需要过多的温情。在有些社会中，人们希望每一代人能够有所反叛——轻视老年人所寄予的期望，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夺得权力。儿童时代可能会使人经受许多痛苦的体验，小孩子可能会生活在叔父和姑妈的恐吓之下，他们总是通过操弄许多神秘骇人的仪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但是当这些小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兄弟姐妹能够为下一代着想，将其子女托给他们，由他们施以同样的仪式化行为，以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事实也是如此，有些十分坚固的前喻文化社会，如澳大利亚的土人和居住在新几内亚克兰河畔的巴拿罗人的文化，即体现了这种特性。在这些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参加一种痛苦的仪式和成年加入仪式，或参加形态各异的共妻或性的开禁仪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些仪式都会带来痛苦，激起参加者的羞辱和恐惧。
恰如在硬木板床上睡了多年的囚犯总是梦想着能有一张舒适的床，但当他出狱以后却发现，他只能在硬木板床上安然入睡；又如原先吃惯粗茶淡饭的人，来到丰盛的宴席前，却仍然想吃以往并不使他感到十分可口的粗茶淡饭；人类似乎也总是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自认，尽管在这种相习相衍的自认过程中，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快乐和兴奋多得多。那些在舒适的家庭中幸福地成长起来的儿童，要比那些早年生活于痛苦和恐惧之中的儿童，能够更加安全地适应新的环境。在全面否定的惩罚和威胁之中培养出的文化自认感，其坚固程度往往令人惊异。民族的自认感往往是由经历的痛苦和承受痛苦的能力界定的，是由引以为骄傲的祖先们的悲壮业绩界定的，因此它也就能够在遭受剥夺和毁灭的威胁下，仍然保留在流落四方的人民之中。那些遭受了无数劫难但仍坚韧不拔的民族群体，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部落，历经数百年的迫害和流亡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永不磨灭的民族自认感。
但是，典型的前喻文化却是孤陋寡闻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存在于其成员的记忆之中，并在这里记载着以往的历史。史前社会尚没有文学，因此也不会有对以往的历史加以粉饰、歪曲的史书静卧在人们的书架上。但是，那些经由人类的双手雕凿劈削的无言的石头，却向人们述说着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家系学家们能够自由地驾驭着卷帙浩瀚的史料对历史加以浓缩，以使神话和信史能够相互吻合。“凯撒那家伙，他竟让这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去村外筑路！”“盘古开天之初是混池一片的空白！”为了销毁过去的记忆，使过去仅仅以适应当时的方式流传下来，原始人对历史曾做过无数高度功能性的修改，即使那些在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挚信，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当年自己民族的发源地、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的了解，为人类学家所采用以建立文化的概念。人类学家根据这类文化的鲜明的稳定性和不变的连续性特征建立了“文化”模式，他们不仅在研究中运用这种模式，而且提供给另外那些希望凭借人类学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但是，在人类学家描述那些弱小、原始、同质、变化缓慢的社会的方法之间，在他们描述的存在于新几内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的各原始部落的相互差别之间，总是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显而易见，随着时光的消逝，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也会发生许多伟大的变化。各民族散居四方，语言各异。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相距数百里的民族说着同样的语言，也同样能够发现，那些说着相同的语言或生活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不同的群体，相互间却存在着明显的体质差异。
在没有文字、没有碑文记载的史前时代，对新事物的理解和洞悉一经出现，便会被旧有的形态所湮没。我认为，这点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文化是由老一辈传给年轻人的，而那些对历史加以编纂的老一辈却对古往今来的变迁作了神话般的描述，甚或根本否认变迁。例如，一个向其它部落学会了借助帐篷宿营，刚刚在美洲广袤的平原上支起帐篷生息繁衍了三四代的部落，却可能绘声绘色地向后代描述。他们的祖先是如何通过模仿树叶卷曲的形状发明了帐篷。在萨摩亚，老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来自新西兰的玻利尼西亚客人蒂·兰杰·希洛描述玻利尼西亚人的祖先远航的故事，每一代玻利尼西亚人的记忆中都保存着先人早期航行的神圣记载。故事结束以后，听众们都一致坚定地回答：“故事确实非常有趣，但我们萨摩亚民族的摇篮却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是菲蒂尤塔（Fitiuta
）。”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客人是玻利尼西亚人和欧洲人的混血后代，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最后却不得不在巨大的刺激中求安慰，通过询问萨摩亚人现在是不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