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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妻子有可能不见；而姑娘们也知道她们随时可能离开这望，去新的部落里学习另一套习俗和语言。这种生活同样是这个亘古如斯的世界的组成部分。
玻利尼西亚人，散布在彼此相距数百里之遥的群岛上，有些小群体移居其它岛屿时往往要在海上漂泊数周，远航虽然常常使他们丧失部分财产，甚或付出许多生命作代价，但却仍然能够在新的岛屿上重建他们传统的文化，并且能够赋予传统的文化以新的内容——这里，保存传统文化的决定因素是家庭，而家庭是由家谱和根据传说确定的家系所维系、巩固的。和玻利尼西亚人不同，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各个民族数千年以来一直毗邻而居，但各自的生活起居却千姿百态，他们珍惜、强调这些微小的差异。在语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方言之间不过是词汇、节奏和辅音稍有区别而已。这些民族正是在这种连续的互变和微妙的、非渐增的多样化风俗中维持着各自不变的自认感。
我们发现，在那些经历了某种剧烈的历史变迁的民族中，仍然残留着甚或重新形成了前喻文化。印度尼西亚的巴厘人，在数百年间遭受了无数深刻的外来影响。这些影响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其它地区，还来自那些因逃避伊斯兰入侵而占领巴厘岛的爪哇人带来的后期佛教。在30年代的巴厘岛，原始的古拙和近代的摩登交相体现在巴厘人的雕刻和舞蹈中，体现在人们用来交换的中国货币之中，体现在来自马来亚的西方杂技者的玩耍之中，甚至也体现在卖冰淇淋小贩的脚踏车上。外来者和少数受过教育的巴厘人能够觉察出来自东西方的复杂文化的影响，能够指出祭祀的哪些内容受到了哪一时代的宗教的影响，指出两类婆罗门的区别：一类遵循的是印度Shivistic的礼仪，另一类则是佛教徒的后代。及至后来，连巴厘人村庄中低级神殿里的木讷的守护人也能做这种区分；比如，原先他总是习惯地把神殿里的村神简单地称之为“Betara
Desa”，但是，一旦有上层游客光临神殿时，他会立即改口，以印度教高级神祗的名称称呼自己的村神。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舞蹈；由高等种姓统治的村庄和由其他种姓统治的村庄大相径庭。“每一个巴厘人的村庄都是不同的”和“整个巴厘却是相同的”，这是至今仍旧统治着巴厘岛，并对那里的人民继续发生影响的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他们有办法记载消逝的岁月，偶尔也立块纪念碑，但他们所用的历法却是一种日和星期循环的历法，数周之间那循环出现的相互吻合的一天被人们订为节日。一本用棕榈叶印的新书出版时，都标明出版于哪周、哪天，但却不标明那年，因为新书都是很久以前出版的旧书的再版。面临种种变化，美拉尼西亚人认为可以借此而和邻居们有所区别，玻利尼西亚人会加以抵制和缓和，但在那种崇尚变化和进步的文化中则会视其为真正的变革——而在巴厘岛上，这种变化却会被看成是在周而复始的、一成不变的世界中的变动样式，它将给家中出生的新生儿们带来吉凶未卜的生活。
巴厘人有着悠久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移民和贸易的历史，但是，巴厘文化却和原始的阿拉巴契人的文化一样，直到二次大战时期，仍然保留着前喻文化的特征。婚丧嫁娶的仪式都重复着相同的主题。祭神时所演的戏剧描述的是天龙和女巫的争斗，前者代表着生和宗教祭典；后者代表着死和恐惧，这种戏剧表演有如母亲和她们怀里的孩子逗乐一般。扮演女巫的佩戴着母亲们用来包裹婴儿的襁褓；而扮演天龙的张牙舞爪，伸着通红的舌头，用它并不伤人的血盆大口庇护着自己的随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巴厘人滑稽的父亲角色。在老年人和青年人的生活经验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当孩子们看着女巫把魔布撒向进攻者，欲使天龙阴魂附体时，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欢乐使他们在母亲的怀抱中激奋不安，做母亲的此刻并没有对怀中的孩子寄于变革或出人头地的期望，她也似乎和孩子一起重温着自己幼年时代在母亲怀抱中的体验。
不仅在巴厘人中，即使在那些属于伟大文明的后裔者的人民中间也能发现这种超越时间的特征，尽管他们对世界变化的可能性有着充分的理解。一些从欧洲迁居美国的移民怀着一种狂热的信念：到新世界去定居，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新的社区，重建那代代相传的超时间和永恒的自认。赫特拉尔斯、艾米肖、邓克尔兹、西克斯、杜克博尔斯等移民社区都是如此。甚至在今天，这些社区中的人们仍然以父辈和祖辈向他们昭示的生活方式抚育自己的孩子。要想打破这种抚育方式毫无希望；因为这种打破意味着内心和外表的改变，意味着自认感和连续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如同脱胎重生———重生于一种陌生的文化之中。
前喻文化和非前喻文化或前喻文化和另一前喻文化及外来文化相接触之后产生的压力，往往会使前喻文化涵化一部分其它文化的自认，而个人也就可能因此而脱离原有文化，进入其他文化之中。他们带有原有文化的自认感，在新的文化中，期望着能象在原有的文化中那样获得自认。他们赋予许多事物以新旧文化的双重含义。比如，用旧的句法说新的语言，根据新的风俗选择房屋式样但仍以原有文化的习惯装饰内壁。对于那些来自于前喻文化的成年移民来说，这是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但他们的内在整合机制并没有改变，这种整合机制是如此坚固，以致能在维持自认的前提下完成一系列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对于大多数成年移民而言，这种交互转变的丰富积累之日，将是他们面临新的抉择之时。
至今仍不知道的是，这种转变是否可能发生在那些来自于没有变革观念的文化环境的人们中间。那些在美国出生，但被送回日本长期接受教育的日本人，如果再回到美国（在二次大战的艰难时期，这些日本人被称为“归米”），一旦遇到重新抉择的时刻，对忠诚于谁的问题不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虽然懂得一个人必须忠诚祖国，但他们也知道一个人在某一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可以丧失，对该社会的忠诚也可以改变。他们过去忠诚和承认日本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忠实的美国公民。他们所受的前喻文化熏陶已使他们能够完全适应另一社会。
正是凭借着这些过程，使我们能够理解原始时代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妇女的生活。为了避免当时盛行的乱伦之习，她们不能嫁给说同样语言的本部落的男子，只能以陌生人的身份终生生活在说另一种语言的群体中。由此经历无数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群体中竟发现两种语言：女人的语言和男人的语言。父母双方的不同语言及与此相应的不同文化对个人所赋予的不同的期望，这种强烈的对比将成为个人所赖以生长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期望是通过祖母所唱的歌谣和妇女们独处时的谈话表达的。刚嫁到其他部落里的新娘已经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学会了不同于男子的女人的语言，而娶她的新郎则必须学会听懂女人的语言，但却只能说男人的语言。这种要求成了交互通婚但语言却完全不同的部落维持整个体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正如前喻文化能够在自身的母体之中孕育在他文化中生活并成为其中一员的种种期望和要求，它也同样能够酿就使人们无法适应其他文化环境的种种学习方式。艾西，是一位孤立无援的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白人消灭了他所在的部落，他是那场战争的唯一幸存者。1911年，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在白人世界中生存。艾西是印第安雅那族人，他告诉那些热情的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们，雅那人如何制作箭头。他所受的早期教育，额上留着的雅那人的烙印，以及10多年来独自与那些嗜血成性的白人周旋的艰苦卓绝的经历，都使他后来虽然生活于白人文化之中，却无法更改自己的群体属性。
理查德。古德（Richard Gould）最近研究了那些在沙漠居住的澳洲上著居民，他们熟悉那里的每一寸沙漠，并赋予其深刻的涵义，他们一旦远离自己的“国土”，迁居到由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居住的新的聚集点时，他们会以自己熟悉的、已为祖先们沿用了无数代的方式去接近毗邻而居的其他部落，他们欲图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其他土著人通婚。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已经部分丧失了自己的自认，他们不再狩猎，也不再举行祭把的仪式，但是他们却和自己的祖先一样，时刻谨防受到外来文化的交互影响，因此，他们最终似乎总能抵御外来文化的涵化。他们深信以往的厄运总和白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洲土著人并不介意自己的妻女和其他部落的男人同床共寝，但他们规定了外人应该遵守的禁忌，这些禁忌将婚姻划分成优劣不同的等级，即只有同一等级的男女才能随意拼居。但是人白人在婚姻方面却没有高低优劣的等级之分，他们有的是整个种族的强烈优越感。因此，在他们眼里，土著妇女在性方面的随意赠予，是土著人掩饰不尽的低劣标志之一。一旦和白人接触以后“，土著人便失去了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其他文化交溶并蓄的可靠途径，其结果势必有碍于进一步的文化涵化。
晚辈向自己的长辈们学习语言的方法规定了如何做一位成年人，而这些晚辈们也能够去学习新的语言。作为那些可能带来变革的文化体系间的比较方式，他们也许会去学习每一种新的语言。犹太人和美国人曾这样做过，现在那些被说其它语言的群体包围而居的新几内亚的各个民族也在这样做，他们可能将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唯一正确的体系来学习，而将其它所有语言系统仅仅看成是由此衍生而出的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