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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长辈的依赖以及因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而产生的挚爱和信赖，在一种文化中长大的个人得以进入另一文化，这种改变无需摧毁个人以往的学习。第一代移民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很少能够不遭受新的环境的挑战。凭着他们以往的经验往往能够暂渡难关。但是，除非他们的吸收完全凭借的是一种新型的前喻方式，否则他们将无法向孩子们传喻他们通过自己的早期训练所获得的一切，尤其是那种向其他人学习父母们所不能给予的知识的能力。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学识渊博的人能够向父母们允诺；他能够教育那些他们已无法管教的孩子，这使得父母们惶惶不安、沮丧万分。父母们仍然确信应该会有答案。他们扪心自问：我们该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正确的呢？于是，有的父母想通过劝导孩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非常含糊地反问：你应该自己想想该怎么做。还有一些父母则问道：别人在做什么呢？但是，并喻文化的方法对父母们来说正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感到如果自己的孩子盲目地仿效“他人”——孩子们的同龄伙伴的生活方式是十分危险的，他们发现自己对于孩子该如何自我解决问题也不甚了解。
长辈仍然确信，存在着一种既安全、又为社会赞许、但他们却未经历过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当他们一旦发现孩子们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方式行事时，便暴跳如雷、悲痛欲绝。父母、托管人、法律监护者、专栏作家、评论家都将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寄托于学校、学院和大学，因此，他们对这些地方发生的各种事端的指责总是显得义愤填膺。
今天，伴随着我们对文化发展和传递的循环过程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发现，人的最为显著的人性特征并不是其它许多生灵也都具有的学习能力，而是教育他人和贮存通过学习而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知识的能力。学习、源于人类的依赖性，这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但是，人类创设博大而便于学习的教育制度的能力，了解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以及管理社会、建立理想世界的能力，却是非常复杂的。过去，为了文化传递的继续和吸收新的知识，人类依赖着这周而复始的循环教育制度的最为简单的部分——儿童的依赖性学习。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一过程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培养、弘扬这一制度中最具可塑性、最为复杂的部分——成人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必须教会自己如何改变成人的行为，以使我们能够放弃前喻文化的养育方式，保留其中可资借鉴的并喻文化成份，发现那种能够通往未来世界的教育和学习的后喻之路。我们必须为成年人创设新的行为楷模，使他们能够告诫自己的孩子，怎样去学，而不是学些什么；告诫孩子承诺的价值。而不是应该对什么做出承诺。
前喻文化重视长辈，因为他们知道的最多，并且对许多事情完全能够胜任。但是，这一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一个只能不断地复演过去的封闭系统。现在，我们必须着手创设开放性的系统，这种系统着眼于未来，并因而着眼于晚辈，他们的能力至今尚鲜为人知，但他们的选择却必须公布于世。
如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将永远不会再度踏上那引导我们迈入现代的文明路径。过去是一条我们已经沿着它到达今天的道路。人类文化的古老形式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明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工具。人们在不同的十字路口告别过去，整个人类现在都正在向新的世界性社区迈进。我们不必弃绝任何一条从过去走向今天的道路，也不应该忘却任何一种先前的生活方式，那纷繁多样、形态殊异的过去，我们自己和其他人，都应该被看成是创造新时代的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想象和接受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即使对科幻小说家们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孩提时代的结束》一书的结尾处，作者克拉克意味深长地写道：“日月星辰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
太空歌剧描写了最后一艘破损的太空船返回太阳系中地球的“出发地”的情景。在《米德威奇的布谷鸟》中，约翰。温德姆杀死了一位来自外星球、由地球上的女人哺育的感觉灵敏的金瞳儿童。而电影《公元2001年，来自太空的奥德赛》也是以失败为结尾的。如此种种都说明人们并不希望孩子们过多地挚信于未来；这一情景同时昭示，成人的想象和他们孤独的行动仍然受着过去的多重羁绊。
我相信，要消除人类过分沉溺子过去的痼疾，只能依靠发展一种和那些代表着未来的年轻一代进行沟通的新的途径，他们是在新世界中成长的一代。也就是说，依赖那些至今为止仍然未能掌握权力、但我们却无法充分估量其能力的年轻一代对这世界的直接参与。过去，在并喻文化中，长辈逐渐放弃了对孩子们前途的干涉。今天，依我所见，后喻文化的发展将依赖两代人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已经能够积极主动地自由行动的年轻一代，一定能够引导自己的长辈走向未来。这样，年长的一代就能够获得新的知识。我确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
我们必须和年轻人共同学习，了解如何走未来之路。如果无视他们的新的知识（对世界来说是新的，对我们来说也同样是新的知识），那些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长者们在寻找新世界的答案时势必会感到困难重重。
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奇在《A·麦克里奇的村庄》中写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找到了所有答案：
问题就是我们一无所知。
1928年，当我接到他这本书时，我正在阿德米洛底群岛研究马奴人。当时，人们似乎都认定，仍然以自己的石器时代文化为荣、对文明的唯一了解就是这种原始的衰朽的接触文化的马奴人，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无教养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世界既不了解，也不会产生影响。
但是，40年后的今天，马奴人却一下子飞跃了数千年的文明进程，并且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再象石器时代那样，蛮横地欺凌、抢劫那些侵犯性很弱的毗邻村庄。今天，随着他们从一个原始部落跨入发展中民族的广阔天地，他们开始送孩子们去上大学，攻读法律或者医学，并对他们的松散组织和在这个小小的群岛上行使的领导权予以某些改革。今天，当我重新面临这些问题时，我将借用完全不同的措辞，因为现在我们能够说，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以往我们总是随心所欲地回答），那么我们至少得了解谁将问这些问题。晚辈，也就是年轻的一代，将会问那些我们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但是，只有在两代人之间重新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年轻人才会同意和长辈去共同寻找答案。正如到一个新的国家里，人们总会仓促地按照旧的式样建造临时的栖身之所，而孩子们一定会嚷嚷。屋里太冷，风正从什么地方呼啸而入；父亲毕竟是大人，他有技术也有力量砍倒大树，为孩子们建造一座完全新型的房屋。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已经开始产生了起初自认为是受了诱惑的感觉。当我和年轻人为了共同的目标积极地合作时，有时他们会求助于我，并且对我说：“你属于我们这一代。”我感到欣慰，但同时又感到这是一个必须付出全部代价予以抵制的诱惑，尤其在一个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把年轻看成是诱人的慰藉的国家中更是如此。所以我常常回答道：“不，我不属于你们这一代。你们所以这样认为，只是因为你们现在赞成我为之奋斗了40年的事业。但这并不足以使我成为你们这一代的成员。我怎么能够知道，10年以后你们不会转而反对今天的目标？”但是我想，我的回答可能又正是我们这一代过于留恋过去的明证，我们坚信未来将和过去一样，坚信大多数人总是沿袭着从革命走向保守的道路，坚信过去的经验将来一定也适用。因为我已经假定，我无法预见人们可能已经说出的东西。年轻人羡慕我的生涯，我的祖母和双亲从不限制我的自由发展。现在，我已快进入古稀之年，但我的观点却和今天刚届弱冠之年的年轻人相同，抚育孩子应该让他们自由地成长，长得高大强健，积极地投身于开放和自由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对这种理想的儿童时代的一种馈赠，我敢于肯定，我们能够将目前的文化推向后喻文化，我们同样能有意识地、愉快地、勤勉地为前途未卜的世界哺育前途未卜的后代。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全世界的人部必须重新为未来确定方向。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未来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有的时候只离我们几个小时，有时候又差1000年之久，但总是在我们前面，我们现在尚未达到、仍然觉得不可企及。对于大多数大洋洲民族来说，未来尚在后面，还不在眼前。而对于巴厘人来说，未来却象一部尚未开演、但已揭开序幕的电影，人们都伫立着翘首以待，看看究竟会演些什么。当我们目睹这一切之时，一句老话不由得又浮现在脑海之中：时间老人无情的脚步就在我们身后。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后喻文化，在那种文化之中过去就将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强制性的历史。而为了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改变未来的取向。这里，我们可以从挚着地追求乌托邦理想的年轻人身上再次获得启示。他们说：未来就是现在。这样说似乎不合情理而且过于激进，从某种要求来看，这种说法在具体细节上或许会使人疑虑不解。但是，我却认为，这种说法又一次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