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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多数父母由于对眼前的一切一无所知，从而也不再信奉那些陈旧的教条。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这些和他们当年完全不同的孩子，而大多数孩子也不屑再向父母和长辈学习，更不愿今后象他们一样生活。过去，那些在美国生活的移民的子女，恳请父母在公众场合不要说自己的本国语言，也不要穿令人好奇的本民族服装，以免使他们当众感到羞辱，既不能否认自己的父母，但同时又不能简单、顺从地接受父母的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这样，他们便学会了寻找新的教师作为人生的向导，学会了以那些适应性强的同龄伙伴作为自己行为的楷模，天长日久以后，他们便从那只有父母能够忍受的群体中悄悄地消失了。
今天，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很快发现，以往那种解决方法不再可行。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隔阂，同样存在于他们的朋友与朋友的父母之间、他们的朋友与自己的老师之间。而这类问题在父辈要求他们认真去读的经典书籍或色彩鲜艳、装璜漂亮的新教科书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有些人开始面向国外寻找人生的楷模。他们被生在阿尔及利亚但却深受法国文化熏陶的哲学家加缪所表达的内心冲突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试图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词句中或存在主义的作品中，确立人生的目标。他们狂热地崇拜其他国家的青年革命团体的领袖。白人学生和黑人分离主义者结为联盟。而黑人学生则致力于通过改变现状重写他们以往受屈辱的历史。
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领悟，若要解决那些影响整个世界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采取统一的行动。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使一切从头开始。年轻的一代抛弃了那种井然有序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他们无法从长辈那里原封不动地接受过去，他们只能否定长辈现在正在做的一切，在年轻人的眼中，过去是一个惨痛的、无理智的失败，而未来除了地球的毁灭别无他路。有鉴于此，他们准备通过一种社会推土机式的行动，为新生事物开辟前行的道路——即象推土机那样，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清除大地上的树木和废墟，为建设新的社会创造条件。他们认为老一代不能理解为了有计划地改造社会而出现的反叛之举，因而不能够从根本上理解当代社会。他们对长辈的看法以及对现实所抱有的强烈的危机感（事实上，那些富于洞察和预见能力的长辈要比年轻人更能准确地把握这种感受），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那些没有权力的人，除了反对当枚者，别无其他获取权力的途径。究其结果，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正是男子，能够投票废除上院的只有上院，决定18岁以下的人能否有选举权的是18岁以上的人。与此相似，能够限制国家主权的归根结底还是国家自身。那没有人惨遭杀害或被迫流亡的卓有成效的进化式变革，有赖于当权者和那些渴慕权力的被剥夺者之间的泛合作。变革的观念能够来自于其他方面，但富有成效的行动却必须发端于那些现在被认为业已落伍。将来势必会遭淘汰的特权阶级。
在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中，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点。他们希望父母或那些代表父母立场的人（学院院长、大学校长和专栏作家）能够站在他们一边，赞同他们的观点，或者至少给予他们以诚挚的祝福。他们的要求中包含着这样的期望，在他们反对学校当局时，校长能够亲自出面和他们谈谈，并加以适当的引导。当然，并不抱有这种期望的人也绝不少见。
这里，我所谈的主要是那些思想温和的年轻人，他们主张置身于整个社会制度之外，或者主张干脆撇开这现有的制度。一切重新开始。但是，有关过去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看法却是十分普遍的。那些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的反抗，采取了诸如罢课、拒绝合作、反对走合法的政治道路等一系列行动。这类消极反抗或许是最为顽强的。那种由隐匿在活跃的同伴背后的学生们组织的周期性聚会表明，消极的抵抗有时反倒最易一触即发，酿成无法想象的动乱。
年轻人的消极反抗也可能表现为出于私利而顺从那些他们本来视为多余的规则，或者干脆表现为盲目地顺从这些规则。采取这类立场的人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那种人们沿袭了无数代、但现在已不再适用的教学方法，只能够教育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对待一切社会制度。
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无比他们是神圣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冷漠的愤世嫉俗派，每一个年轻人都不能不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位成人能够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走。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现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着这样两代人：新世界的开拓者和这些开拓者的后代。尽管他们对共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持的看法全然不同，但他们却必须继续寻找相互间进行沟通的甬道。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一切就是如此。我想，能够意识到这点，本身就是对未来作出回答的美好开端。
我相信，我们将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一文化相异于并喻文化，正如并喻文化经过有序的或无序的变化异于前喻文化一样。我将这种新型的文化称之为“后喻文化”，因为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前喻文化中，人们通过白发苍苍的长辈所具有的个人尊严和历史连续感来体现过去和未来。但是，今天人们却希望那些尚在母腹中不安地躁动着的孩子（尽管人们对他的性别、相貌和能力还一无所知）能够成为未来生活的象征。不论这个孩子是盖世的天才、或是严重的残疾人，他都需要想象力丰富、创新精神强，同时又勇于献身的成人来哺育，而这一切是我们今天所无法给予的。
关于这位尚未降世儿童的情况，我们的了解还微乎其微。我们可以借助精密的仪器弥补感官的不足，获知孩子是活着的，他的心脏正在有节律地跳动着。另外一些更为精密的仪器能够告诉我们孩子的生长状况如何。我们能够预知正确的产期，我们也知道，如果产妇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营养和照料，母亲和新生的孩子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如果母亲身心染疾或魂归黄泉，孩子的生命之花也将随之凋谢。但是，有关这孩子的其他情况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没有人能够进一步得知，这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比如，他的四肢是否灵活，他的双眼喜欢看什么，他的发育速度快不快，他是时刻警醒着准备去应付这稍纵即逝的世界，还是当人们都疲倦以后才神情亢奋呢？同样没有人能够得知他的思维将会怎样——他是否善于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动觉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能够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和所不能预测的事物，我们就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使那些前途未卜的孩子能够安全地成长，更好地发现自己，发现未来的世界。
在发生难产的时候，设备精良的环境中应该有高超的护理手段，通过麻醉、输入氧气和血液挽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对于那些神情忧郁或受了惊吓的母亲应该给予特殊的扶持性护理。对于那些不能通过母乳哺育的孩子，可以借助代乳品喂养。对于那些夜间啼哭、无法入睡的孩子，应该让房里透进一丝温柔的光线。而对于那些对声音过分敏感的孩子，则应该想方设法消除声音。
当孩子开始接触人群时，大人应该抱着、搀扶着或用摇篮车推着他。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一定会有许多色调不同、饱和度不同、明暗度不同的颜色供他自由地选择，他开始学着分辨各种不同的物体，跟着悠扬的旋律翩翩起舞。当他们开始形成有关这个世界的幻想时，他们应该借助前人的经验，应该有能够为他们所想象的世界造形的蜡笔、颜料和泥土。
即使我们这里所例举的孩子们的需要是如此的简单，但是，我们都会明白，为了获得孩子们的喜爱、依靠和信赖，做父母的凭空增添了多少烦恼。人们也都知道，孩子对成人的依赖缺乏主动灵活性，但成人给予的照料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没有父母的照料，孩子很快就会夭折。没有父母的照料，孩子也永远学不会说话。没有相信他人的经历，孩子将无法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成员，他既不会爱别人，也不会照顾别人。孩子在最初的生活中完全是依赖他人的，依赖成人的影响、照顾、告诉他生活的经验，一代一代绵延传递了数千年之久的人类文化，正奠基于这种后代对于前代的依赖之上。正如朱利安·赫胥黎和c·H·华汀顿的雄辩所证实的那样，从这种依赖之中产生了人类的道德心，道德井非外在于人类的本性，相反，它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所在。
文化的连续性和人类对每一创新的吸收都有赖于前喻文化体系的成效，通过前喻文化的方式，人们告诫年轻人去模仿、复演他们祖辈的生活。此后，随着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生活，随着他们四处迁徙，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换、贸易，形态殊异的前喻文化相互间的比较和对照，为人们进行变革、发展并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并喻文化中，在某种承诺中成长起来的人，可以在不失其绝对的承诺的前提下，使自己适应其他形式的承诺。
再往后，随着变革的观念被当成一种前喻成份为许多文化所吸收，年轻人从他们长辈那里也可能领悟，他们应该超过长辈——取得更多的成就，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这种超越仍然停留于长辈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内：父亲可能会希望儿子去横渡他从未漂泊过的海洋，只受过小学教育的父亲可能会希望儿子去学习原子物理学，驾驶他只是在大地上翘首仰望过的飞机。于是，农夫的儿子成了学者，穷人的儿子横渡了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