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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文化条件下的迅速变迁也能够产生相似的结果。在诸如印度、巴基斯但和非洲的新兴国家里，晚辈们也通过新的途径获得了权威，而父母们则失去了批评和控制子女行为的权力。但是，如果这一变迁发韧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深受历史的影响、而且祖辈也健康在世的国家中，由晚辈所代表的新的权威便会遭受顽强的抵抗。而在那些多民族的移民混杂而居的国家里，并喻文化的影响却极为显著。那些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已为子女所取代的父辈发现，不要说继续控制自己的子女已变得十分困难，即使是保留那种应该、也能够对孩子们加以训导的信念也已十分不易。
当同龄伙伴中的并喻学习成为整个文化中的制度化行为以后，人们发现所谓“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或“青少年文化”（teen…age culture）应运而生；由学校体制所颂扬的年龄分层变得日益重要。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并喻文化的广泛影响。核心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大家庭，人们不再指望孙辈能够和祖辈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伴随着统治地位的丧失，父辈也开始把确立个人行为准则的权力交到年轻人手上。到了本世纪20年代，那确立行为准则的工作开始由大众传播承担起来，各类传播工具以现实生活中成功的青年群体的名义进行宣传，父辈的训导被交由日益变得冷酷和森严的社会来完成。在60年代中，这种变迁的影响之一，是将新一代中产阶级中的部分年轻人引入了种族帮派之中，而这类帮派在其形成的早期常常相互之间以及和大城市的警察之间发生冲突。并喻型学习在文化方面开始成为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而老一辈则很少希望和当代文化发生任何联系。同时，无可奈何的父母们也开始敏悟，由于大众传播的发展，子女们的教育已经可以不再通过学校，不再通过比他们更为晓事的伙伴了。
那类能够充分利用并喻文化，使青壮年们投身于他们从未涉足的新型群体的社会：在适应斩的文化方面往往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在某种程度上，正规的入门教育（诸如在军队中的入伍训练中或其它工作中的职业训练中对各类新手所进行的培训）被作为一种压缩式的儿童学习形式，或被当成一种全面的前喻文化经验的灌输方式，这种短期教育无论对于教还是对于学都是一种最为成功的方法。
从仅有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个人，能够懂得自己的父母有别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而自己的孩子也将有别于他们自己。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还怀着这样一种期望，希望儿童期的一切训练对于孩子们跨入家庭以外的群体来说，最好能够是一种有的放矢的准备。总得看来，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核心家庭中，同时有着来自其他新的群体不断影响的经历，将赋予个人一种生活在不断变动、万古恒新的世界中的感觉。人们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世代间的变化愈加剧烈，在新的群体中所承受的社会变迁的影响愈加沉重，整个社会系统就愈加脆弱，而个人也似乎愈加缺乏保障。幸而社会进步的观念为动荡不定的局势奠定了理论基石，而使人们能够承受一切冲击。那些迁居美国的移民，在与社会变迁中的种种困难奋力抗争之时，作为他们全部精神砥柱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和他们相比，他们的后代们将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成功的道路上将能得到机遇更多的垂青。
我已经说明，在第1代人的并喻文化因素的形成过程中，成年人必须共同学习，以应付种种变幻莫测的新的环境；而在第2代人的并喻文化因素的形成过程中，那些迁居者的子女们（他们是新环境中的第1代土生土长者），却必须创造出一种从父辈的生活中无以借鉴的新的行为模式，我也已经彰明，该如何使正在开拓中的新的环境日臻安定，以使不同的年龄分层、青年人的反叛、代际间的冲突、以及孩子理应和父母的生活轨迹有所不同的观念融合于文化之中，成为人们所创造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我还设想过，在一个欲图永远弃绝新的准则的封闭的宗派群体中，或在那由于具有单一的宗教或民族而得以高度整合的国家中，该如何重建前喻文化。某种新的文化或新的宗教的本土化形式也许具有极强的并喻因素，并且能够实现人们期待中的世代更替；但是，与此同时却也可能因为目空一切的文化自负或宗教信仰而使一切无法改变。
在我为前喻文化所下的定义中，前喻文化是一种缺乏变动的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必须借诸密切接触的老少三代方能予以说明的文化，该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无人加以精深邃密的分析，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是，尽管如此，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毕竟面临着由先前的两辈人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分享着它们的巨大价值。每一成人所具有的一切毋容置疑的信念都和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前喻文化一样令人难以理解。在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中，重建一种严格、统一并具有舆论一律的秩序较为容易。但是，在当今这个盘根错节的社会中，即便凭借政治的铁幕也只能建立表面的一致。前喻文化的早期形态的消失，是当代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由于反复不断的尝试，重新萌生了统一的信念和坚定的忠诚；排外主义和革命的追随者们，乌托邦的信徒们，企图建立起封闭的社会，以作为他们通向渴慕已久的生活方式的坦阔通途。
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但是，从这一信念之中，并不能够得出代际之间的变化将产生新秩序的结论。许多世代以来，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哺育孩子的时候，都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外出谋生，学习新的语言，但又不失他们本身的文化自认感。在我们的文化以及其它许多文化中，哺育孩子的方式，也和上述民族极其相似，父母总希望孩子能够“以其不变应世界之万变。”单单承认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他们的长辈有所不同，就足以被人们看成是对他们父辈所具有的道德观念、爱国热情和宗教意识的威胁和挑战，而这些父辈或是怀着前喻文化中的盲目的热情，或是怀着现代的、但仍以前喻方式建立的防御性忠诚。
年长的一代认为，有关真、善、美的标准是既定的，而通过理解、思考、感受、行动健全人类本性的方式也是无法变更的。但是，这种愚顽的信念却被人类学的研究彻底地推翻了。人类学充分地证实，由于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制度的更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特质的改变。即使是那些通晓历史，深知历史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尽如人意的结构，还包括能够予以证明的事实的文化成员，在亲眼目睹了急剧变化的信念和亘古不变的信念的相互融合之后，也不能不为之震惊。
在当代有关人类困境，或者换句话说，有关人类前景的表述中，都没有做出与我们所熟识的前喻文化与并喻文化机制全然不同的文化变迁和文化传递的新机制即将出现的预测。但我深信，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正初露端倪；我将其称之为“后喻文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伴随着我们刻意求新的努力，伴随着因并喻文化而出现的代际变化（这一变化产生于那些稳固的、受长辈控制的、以父辈为楷模的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吸收了许多前喻文化的成份），今天，年轻的一代正面对着一个因其深不可测而无从把握的未来。
第一代移民中的先驱者在开发蛮荒而杳无人烟的新大陆时，形成了一整套生活模式。我深信，如果将前辈开拓者们的方法应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定会做得更为出色。但是，如果说先驱者只是空间迁徙的象征（地理迁徙），我认为我们所建立的应该是一种新的象征，一种跨越时间的迁徙。
从4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20年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原子分裂的成功，原子弹、氢弹的发明，活细胞生化机理的发现，月球表面的探险，人口的急剧膨胀（人们开始意识到如不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城市组织的解体，自然环境的破坏，凭借着喷气式飞机和电视建立起的畅通无阻的世界性联系，人类已开始步入太空。为空间站的建立进行着准备，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能量和合成原料的应用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此外，在那些相对发达的国家中，人类由来已久的生产问题已为分配和消费问题所取代——所有这一切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的变化，都造成了代际之间彻底的无法挽救的决裂。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这就全为那些开拓者和他们的子孙们的不同经验所做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在40年代以前出生、成长的人象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一样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我们在被养育的过程中所掌握的技能和价值观只有一部分适应新的时代，但是我们老一代却仍旧掌握着政府和诸多的权力。和当年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