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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中没有祖父母一辈的人，亲戚间的关系也很淡漠，这在移民环境中是一种典型的家庭形式。移民们大都经过较长距离的迁徙，他们必须适应新的、与先前有着极大不同的生活方式。此时对核心家庭的崇尚是与新的文化相协调的，即使再度出现祖父母一辈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也极其微弱。祖辈不可能再成为孙辈的楷模，父辈也无法继续左右孩子们的婚姻和生活道路。现在，希望孩子们远走高飞或成为胜过父母的翘楚之才——正如父母们所做的那样，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那些迁往都市和海外殖民地的人都隶属于同一文化时，权力将不属于那些为人忽视的长辈，而属于年轻的一代。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第一代后生们创立了使行将消匿的古老文化得以永存的文化体制。在这种并喻文化中，祖辈的失落是无以弥补的。当那些投身变革的成年人有一天也迈入占稀之年，除了在宗教团体和贵族社会中，他们不会再欲图重建业已消亡的三代共处的组织。新的文化缺乏深度和多样性，和古老的前喻文化相比，它确实在某些程度上缺乏可塑性，无法接受一些适当的变动，这种情况在美国和阿根廷的许多少数民族聚落中屡见不鲜。这一点可以从殖民地人民的冥顽狭隘的幻想中，从人们言谈中所保留的陈旧的方式中，从他们大力恢复的以辈份为基础的亲属关系中，以及从对外地人的排斥中窥见一斑。
在占老复杂的社会中，那些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宗教团体或宗派组织虽历经剧烈的社会变动却仍然能够得以生存。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扮演马的假面舞会，参加者带着假面具，缅怀原始而古老的文化，做着那些传了无数代、盛行了数百年的动作。在英国和其它地方，这种古老的遗风和20世纪中叶的风俗并行于世。
历史几度重演，在新的环境中能使文化得以稳定的方法不断地为人们所发现。诚然，即使将来也总会有祖辈存在，但是在新的生活方式中，长辈将受到人们的漠视。例如，爱斯基摩人文化中的技术和礼仪就不需要长辈的知识和智慧。爱斯基摩式的远足，挨家挨户的造访，使人们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将猎人引向新的猎区。澳大利亚上著与爱斯基摩人不同，他们的学习完全依赖终生对一地的了解，依赖这具有巨大的超自然意义的土地的馈赠；而爱斯基摩人则发展了一种迅速沟通信息的方法，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迁居，自如地生活干新的地区之中。人们不再需要老人作为知识的宝库。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奠基于两代人组成的群体之上。一旦老人们成了年轻一代生存的负担和威胁时，他们宁可选择死亡。能够与其相比的是美国和大不列颠的矿工，那里的矿工一旦度过了自己的壮年，无法继续在限制重重、控制很严的矿山社区中担任积极的角色时，便会受其他矿工排挤，迁出这一社区。
一次大战以前，波兰的农民往往在儿子结婚以后，将土地传继给儿子，以换取由儿子赡养老迈双亲的允诺，但事实说明，这些允诺往往没有约束力，老两口常常落到流浪街头、行乞为生的地步。
许多第 2代、第3代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拒不承担赡养长辈的责任，这或许归咎于道德约束的丧失。使那些死守着财产控制权的老人们焦灼不安的是人心不古、道德习俗的每况愈下，这预示着老年人的地位将永远无法得以恢复。而老人们由于有了较好的医疗保健，实际生存的寿命往往超过其期望寿命，这使他们被下一代剥夺的权力比预想的还要多。这类适应性的转变往往依变革的可能性而定，依前喻文化的内在特质的衰减而定。
新的国度或新的环境的急剧变革使得无论男女都可能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新的求生方式，强烈地影响着一位男人的地位，他脱离了完全共享的农业社区，或脱离了狭隘、受人控制的佃农生活，投身于都市壮工大军的单调一律的生活之中。但是，这种变革可能不会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她继续沿着母亲的足迹，为丈夫准备饭莱，哺育后代。鉴于这一状况，在孩子早年品格的形成过程中，由母亲传喻的那部分文化可被长久保存下来，而和父亲急剧变动的工作条件有关的那部分文化却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并因此而改变孩子的品格特征。
文化，不仅可由祖辈或其他亲戚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与否来划分，也可由文化是否具有连续性来划分，由祖传父，再由父传子即是一种连续。比如，在手工业生产方式中断时，便出现了由男方人赘女家的生活方式向女方嫁到男家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如果论及性质非常守旧的歌唱方式时，从艾伦·洛马克斯对世界歌曲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做母亲的却世代不变地向襁褓中的孩子唱着相同的摇篮曲。
在那由年轻的孩子照看婴儿，养育者寸步不离地照料孩子的社会中，保守的育儿方式是该社会的特征。养育者对孩子的要求很松，也无法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她往往只是看管而已，或者带着孩子乱跑，而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那更为复杂的文化中，从农村来的保姆们牢牢地看管着孩子，很少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刺激。她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自然也是十分消极的。
当依赖年长的兄姐看管年幼的弟妹的社会中首次建立学校教育制度时，古老的文化可能因此而分崩离析。年长的儿童们不再整日去学习传统的技艺，学校的教师们传授给孩子们的知识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年长的孩子们上学去了，母亲们不得不重新担负起照顾婴儿的责任。当然，这一原因也部分归咎于那些文化水平低陋的农妇们已无能力照顾富家子弟。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父母双亲都承担着家庭的重任，现在孩子们又更加需要他们，而他们却似乎既无耐心又不希望孩子们总是过于幼稚、依赖性太强：此外，父母们向孩子们昭示的生活模式也比以前更具技术性和复杂性。
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等级制度的存在将造成群体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以美国东南部为例，在那里上流阶层白人的孩子由黑人保姆抚养，这些孩子和黑人较为接近，黑人保姆也学会了以和抚养自己的孩子不同的方式抚养主人的孩子。这两类相互交往的不同人种的群体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在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在其它地方，白人往往不雇黑人为仆，而黑人也不肯受白人使唤。目今，这种隔离加深了种族间的距离和彼此间的仇视，雇佣黑人为仆的家庭越来越少，黑人也很少与白人社区相接触，他们既不再去为白人做保姆、当门卫，也很少能得到白人护士、医生或其它行业人士的帮助。
在美国，由原有的阶层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保守、僵化的影响正在消失殆尽。二次大战以后，由于教育的改变，对卑贱职业的轻蔑，人人有权获得理想的职业（包括专业性工作），以及新的居家模式等诸多因素，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土崩瓦解。在原有的关系中，人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维护核心文化标准的上层人物，一类是那些由于肤色、教育、社会隔离、个人的自我选择而拒绝接受文化标准的下等人。
在孩子们的成长和成熟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往往较为重视抚养孩子的某些阶段，在一复杂的社会中，这些阶段可能迥然相异。通过人们重视的是哪一阶段，能够反映出代际之间关系的本质，以及同代内部的年龄和阶级关系的本质。而人们对哪一阶段予以重视，往往依占优势的那代人的生活模式而转移。在那种把儿童的早期训练重心置于炒菜烧饭等家务之上的社会中，母亲和祖母的角色都十分重要。而在另一很早就训练孩子控制身体、发展手工技能的社会中，由于这种训练和获得男性的生存技能密切相关，故父亲和祖父的作用在孩子们呀呀学语之日就十分重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男性和女性的人格发展方向是颇为不同的，因此，在儿童恋母情绪的形成时期，应该根据男女儿童的不同性别给予教育上的区别对待。
当移民们建立起新的文化体系，当原始人和农民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或当人们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之时，那具有适合新的学习方法的内在压力的发展阶段可能和以往的发展阶段完全不同。这种新的压力可能产生于年轻人离家从军或从乡村学校进入都市学校之际，也可能产生于6岁的冥顽孩童进入使他倍感新奇的乡村小学之时。即使当公共卫生人员来到那些变化甚微的落后乡村，通过向年轻的父母们介绍新的育儿方法，也能使人们感受到变革的初步影响。
当年轻人学做一名公民，学童接受新的教育，整队进入乡村小学，人们告诫他们应遵守由遥远的其它社会所制定的行为准则时，即当并喻文化产生之日，无论在哪里，新人们的年龄和状况，以及其所属的群体在古老的前喻文化中的地位和状况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这一群体已经通过对孩子的哺育适应了人们的变革愿望，那么它就可以面对动荡的世界，以其不变应付万变。或者象美国境内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完成其自身的彻底改变。按欧洲人的习惯，父亲为女儿物色有前途的丈夫；而按美国人的习惯，则是有前途的年轻人自己寻找富翁的千金。人们对变革寄于的期望愈大，他们接受并喻文化的阻力便愈小。
要使自己适应于当代美国文化，来自非英语语系的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让孩子接受美国教育是使他们适应美国文化的基本途径。父母们无法控制孩子们的新的学习，事实上，过去在自己的家乡他们也很少过问孩子们的教育。现在，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并且接受孩子所作的什么是标准的美国行为的解释。孩子们仅能从老师的训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