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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晋文公并不情愿与子玉楚军直接开火，一是因为宋国遥远，在中原巴尔干的东部（河南省东部的商丘），长途行军补给困难，二是楚成王从前给重耳吃七牢大饭，款待了他一年多，这时候要反过来打他老人家，真不太好意思。
于是狐偃提出了更为恰当可行的作战方针：“如果我们的主力向楚国在中原东北部地区的盟国曹国和卫国用兵，楚必然救之，那么宋围不救自解。”
狐偃的意思，其实就是“围魏救赵”的思想，但比“围魏救赵”早了三百年。这种路子现代也有，特别是当两大霸主对立，但又不愿直接冲突时，往往采取这种做法。比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进攻朝鲜半岛，苏联不愿直接出面营救，就威胁要去打一些欧洲的国家，把欧洲的英、法（美的盟友）当作人质国，如果美军不撤出朝鲜，我就打这些人质国。吓得英法一致要求美军在三八线停战止步。在这里，晋文公把靠近晋国的曹国、卫国当作人质国，攻击他们以挟迫楚军从宋国撤兵。这样—方面可以避免长途行军跑到巴尔干大东边去，缩短晋军行军路线，减少给养运输困难，一方面可以避免两大国直接交战，两败俱伤。
从晋文公营救自己的“小弟”宋国的策略上，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教益：如果将来有人欺负你的小弟，你不要捋起袖子直接去打对方，这样的话，俩家的老大直接冲突，战争规模升级，风险极大。你能不能打赢是个问号，即便能打赢，代价也会很大。你应该做更有把握的事情，就是也去打他的“小弟”，这样就胁迫他不敢继续加害你的小弟。如此，两家都能获得太平，而且避免战争升级。不论商家和政家，此术不得不察也。
于是，晋主力正面进攻巴尔干东北部地区的曹国。伐曹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机报复私恨，因为曹共公从前偷看重耳洗澡，罪该万死。但是伐曹需要经过卫国。卫国在中原北部，卫文公刚好从前也惹过重耳。当初重耳的丐帮帮众路过卫国，卫文公嫌重耳太能吃，自己刚被狄人破了国，吃的还得靠齐国配给呢，怎么给你？于是不招待重耳，致使重耳跑到五鹿的野人那里去吃泥。如今，卫文公已经死了，卫成公即位，重耳刚好也想打他。不过，拿吃泥的事作战争借口比较小器，于是晋大夫设计：借道于卫。果然不出所料，卫成公不许借道，他刚上台，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跟楚国结为婚姻，牛气的很，根本不买晋国的帐。晋军原路退还，抛弃卫都，改从南津（今河南淇县南）渡过黄河，沿河黄河疾进，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从卫都南面东去，逗圈子捣入卫境北部，袭击卫国的五鹿（今河南濮阳，也就是野人给重耳吃泥的地方）。五鹿人看见晋人旌旗满野，争先逃窜。晋军兵到，一鼓拔之，重耳说：哈，今天终于拿到你的土啦。
随后晋国连续向东行军抢占敛盂（今河南淮阳东南），使晋军处于卫都楚丘的东面约三十公里处，东距齐国的重镇谷邑约百二十公里，南距曹都（山东定陶）约八十公里。晋军据此，西逼卫都，东威楚齐相斗的要冲戍地，南胁曹国，一举牵制四国，落了一着好棋。
这时，西边的卫成公看到自己的国土被重耳象剪草机一样随意突破，更兼以晋齐联合的威胁，晓得自己的无用了，不敢再唱对台戏，派人请求与晋文公和好结盟。晋文公重耳拒绝卫请。
卫成公后悔也没办法，又想南去投楚，但是卫国贵族们不同意，索性把这倒霉的新君卫成公驱逐出卫都，于是卫国便不战而落入晋军手中。
卫国已服，但宋围还是不解，楚令尹子玉明白晋军的作战用意，吃了秤砣似地，死了心地围攻宋国。把宋国人打得叽哇乱叫，望眼欲穿地等着晋援。可是晋援偏不肯来，晋文公决定南下攻曹，继续诱楚军解宋围。
但是，曹国城墙给了晋军以重大挫折，晋军好几天攻不进去。曹国国君曹共公，就是那个曾经偷看重耳洗澡的业余画家或者业余医生。他知道重耳打自己也是挟了私愤的，所以拼死抵抗。
晋军拼命攻城，堵在门下作战，被曹人滚木乱箭一顿砸射，有一些人好不容易爬上城去，结果全被杀死。曹国人把晋人尸体摆在城上晒着，很多苍蝇都远道跑来赶热闹。晋文公损失惨重，急了，声言要挖曹人在城外的祖坟（这显然是违反“为战以礼”的，不按联合国宪章办事。要不孔子怎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呢，他没有齐桓公、宋襄公那样打仗讲究堂堂正正）。
曹人听说要挖祖坟，大惧，答应归还晋军尸体（祖坟里的死人也会连累城里的活人的，当时的人特看重祖宗）。
说好了归还尸体，应该和平交接，晋文公又使诈：曹人开门运装尸体的棺材出城，棺材车堵在城门，晋军趁机一涌而上，冲进城门去。可爱的曹共公只得光了膀子，牵着条羊（表示他自己像绵羊一样顺从），推了大棺材车（预备给自己住的），在穿麻带孝的大夫陪同下，出宫城投降。重耳也欣赏了他的肋条，然后押在军中。
重耳大约对曹人进行了报复。史书记载他命令军队不许骚扰曹大夫“僖负羁”家，以报答后者赠送点心给他吃的旧恩——可见，别的大夫的家还是可以骚扰的。
然而，魏仇和颠颉却惹祸了。这俩人是丐帮的九袋八袋长老，因为是武人，在流亡结束后，重视德行的重耳只给了他俩三等赏赐，俩人心里有气，心说该赏赐的你不赏赐，这个没用的曹大夫你却护着，于是一把火把曹大夫僖负羁家烧了。重耳大怒，觉得下属太没规矩了，于是把颠颉处死，传首级于三军，三军上下悚然，不敢怠慢君令了。通过这个行为，重耳表达了对僖负羁从前赠饭的感谢。
晋文公也想杀魏仇。魏仇也是放火者，而且放火的时候，还很笨，竟把自己砸伤了。这种残废人，更是留不得了。但是魏仇的武功可能比颠颉大一些，杀了可惜。于是重耳派赵衰去观察魏仇。魏仇不傻，把伤口裹紧了，咬着牙表演了立定跳远和向上跳高各三百个，证明自己还是能用的（类似廉颇）。于是重耳放他一马，但也不再让他当保镖了，改用了舟之侨作自己的车右。（所谓“车右”，鄙人俗称之为“保镖”，因为是站在主将战车上，于右位执戈。）
可是，这个时候，东南边的子玉还在闷头死攻宋国，不理睬晋人。
那时候没有火药，攻城效果微茫。希腊的特洛伊围城战打了十年，最后用“木马计”才奏效，可见攻坚非常之难。《孙子兵法》视攻城为“下之下者也”。宁是名将子玉指挥，彪悍的楚军在宋都内外两层坚城之下一样也是一筹莫展。
子玉这家伙，从管理学角度讲，缺少change的理念，做一件事情，非要得到结果，他对获取结果后的成就感有痴迷的狂热，即使这件任务已经变得无利可图，你也很难把他从那件事情上扒下来。子玉就像水蛭一样，死死地附着在宋国城墙上，不管晋军如何殴打中原诸国，也不肯走。
其实，楚应及早放弃围宋作战，集中兵力以对晋军。比如在晋军渡过黄河侵卫时，孤军无援，楚军集中优势兵力救卫，当不致“不克”；或在晋师攻曹久久不下时，楚兵迫晋军于曹国城下，内外夹击晋军，亦有可能败晋。无奈楚子玉留恋于围宋，坐使晋军把巴尔干各国逐个搞定，晋势力坐大，四面“晋”歌响起，而楚国坐失时机，楚军顿兵挫锐于宋的坚城之下，士气卑落，终陷被动。
晋完成了侵曹降卫，又联齐、秦入伙，楚国的被动形势极端明朗化（即使连我从2500年后都看出来了），而视而不见的子玉却采取了一个更大的战略错误——北上与晋军邀战（活该他死）。
就像那首性感美女唱的歌那样，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晋楚城濮鏖兵，进入了倒计时。
晋、楚城濮之战，发生于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齐昭公元年，秦穆公二十八年，陈穆公十六年，蔡庄侯十四年，宋成公五年，郑文公四十一年，即公元前632年，其二十万人的战斗规模堪称当时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会战维护了中原华夏文明对江汉地区楚文明的优势，结束了齐桓公死后十年之间中原倒向楚国的局面。
战役的序幕是这样拉开的：楚军围攻宋都，相持日久。晋军乘机伐卫侵曹，联合齐秦，中原形势突变，楚已失去战机，形势明显对楚军不利。
子玉在这种不利形势下本来应该引军回国，回避晋军，但他却派人回国请求楚成王，要求对晋国宣战。楚成王觉得形势不利于决战，决定进行战略退却，并且引用了兵书中“知难而退”的成语。但子玉偏要打，楚成王变得含含糊糊，最终扭不过子玉，气闷地批准了。
子玉又说：“我们楚军在宋城下伤亡不小，希望大王补充我们，从本土派兵来。否则我们怎么和晋人打啊。”
楚成王同意补充子玉，但又不肯尽发精锐而来。他怕蚀了老本，犹犹豫豫，只肯拿出区区三十乘近卫军给子玉。子玉得不到本土上的强有力增援，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私人家族武装（兵车一百八十乘）也拉上战场，算是追加了资本，抖擞起精神，声威赫赫，杀气腾腾地北上去找晋文公决战。
要打就应该早打，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战机了。
而且，楚成王要么就不打，要打就应该倾巢出动精锐，总比这么有节制地支持强。
这边晋国，也在积极地拉赞助。晋文公开战政治外交，派人东去齐国，请求支持。齐国这两年，运气比较差，齐孝公为了维护老爸的旧威，又不敢打楚国，就去打他的老邻居鲁国。鲁国只得向楚国求救，鲁楚联手，夺了齐国的谷邑（今驴皮阿胶产地东阿县），扶植齐公子雍（六号）在谷邑建立反齐政府武装，给齐孝公捣乱。齐孝公被气得升了天，他的儿子被杀，弟弟公子潘（4号）继位，是为齐昭公。齐昭公刚上任，被鲁楚两国联军逼得连临幸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