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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
冰送回北平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当年
的１１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几年时间，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
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
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
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
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
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
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
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
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１９５０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
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
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
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
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
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
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
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
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
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
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
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３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
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１９５２年的一个初夏夜
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
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
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
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
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
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
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
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
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
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
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
说：
“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３０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
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倾吐了一腔冤愤
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
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
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
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
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
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
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
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
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
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１９５９年１２
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１９７９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最后的长谈最后的报告
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１９７２年的秋天。
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
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
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
“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７２岁了！”
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
“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
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
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１９７４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
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
力！最后，就是１９７５年１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
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
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
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那样的充
满了乐观精神！他朗声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
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坚
持到底的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
是诚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
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
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
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理的许多次谈
话，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我们等到了
耗传来，世界震动，举国哀伤。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
制广大人民的悼念活动。可是没过多久，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就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
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
斗。那时，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活跃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和老伴无力远行，只好等待着听
他们的报告。这段真情实感曾记在《等待》一文中。在此不妨抄下几段：
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
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
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
“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
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报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
包，说，“爷爷，姥佬，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