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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热爱科学和钻研科学的精神，而终于成长为今日中国迫切需要的科技专家。为此，我向得
奖的儿童文学的作家们，奉献上我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冰心１９９０年元旦我记忆中
的沙坪坝
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①，每天总在没有围墙的土屋廊上，看着远远山下
的嘉陵江缓缓地东流。在嘉陵江的东岸有一大片土地，就像今天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一样，是
学术机关和好几个大学，如中央大学、南开大学②的所在地，这片土地就是沙坪坝！我的儿
子吴平那时——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就在南开大学附中③就学。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
老先生曾和我的父亲谢葆璋在北洋水师学堂同过学，但是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不过每次在
重庆见到我时，他总是拍着我的肩膀用很浓重的天津口音对人家说：“她的父亲是我同
班！”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我的儿子才能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
从沙坪坝爬上歌乐山，总有好几里的山路，我记得每个周末吴平回家时，晴天就大汗淋
漓，雨天当然是浑身精湿了，那时他才十二岁。
我永远也忘不了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轰炸机，对重庆的疲劳轰炸！我在１
９４０年除夕写的一首《鸽子》的诗，就是讲述这个经历的。那夜我望着在蒙蒙的雾气中忽
然熄灭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在砰砰的炸弹声中，火焰四起，我就悲愤地想到在这几百
几千个血肉横飞的同胞中，会不会也有我的儿子？
我还记得在那时候我曾到过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和大学生座谈，至于校舍和座谈的内容都
记不清了④，只看到沙坪坝的确像一座小城市。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年我也离开了歌乐山，沙坪坝也就
不在我的望中了。
说起来已是将近半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山下远远的那个小城
市——沙坪坝。这城市如今一定不“小”了吧？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６日原编者注：由于年代
久远，冰心老人已九十高龄，难免记忆不清。故文中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经向老人函询并
从沙坪坝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查阅有关资料佐证，特予注明。
①住址是林家庙５号。
②南开大学应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③南开大学附中应是重庆私立南开中学，现仍是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一九八四年六月
邓颖超同志亲笔题写了校名、嵌在整修一新的校门上。
④座谈内容为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开始的全国第一届文艺节期间，在沙坪坝学生公社讲
的《中国文学之过去和未来》和在歌乐山讲的《文艺的欣赏》。
以上内容可参阅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
区》一书５５页和１０６页。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要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向海外的炎黄子孙们欣贺春节，并愿在世界的茫茫人海
之中，我的同胞们个个都是无私无畏地昂首挺胸，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冰心我记忆中
的沈兹九大姐
１９３４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
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
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
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
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
《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之
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
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１９３８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
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
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
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１
９４１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１９２３年燕京大学
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
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
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
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了多
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
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
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我真正见到沈兹九同志，是在解放后“十年动乱”后期的北京。那时各民主党派正合组
召开政治学习会。她是民主同盟会的会员，我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
见，惊诧地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
人的知识妇女。她的发言总是十分透彻、精彩，和我交谈时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很幽默，在我
一生接触的朋友中，她是我最敬爱的女友之一。
我从１９８０年初伤腿后，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
沈大姐大概身体也不好，我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年的１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讣
告，我不禁潸然泪下。从此，我们在世上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安息吧，沈兹九大姐，您一生
为党、为国、为人民特别是为妇女做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您是不朽的！１９９０年２月２日雪夜
（本篇刊载于《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
１版。）我和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评论》多次催我写“我和外国文学”，我才从头忆起将近６０年的翻译工
作。
我和外国文学接触得较早，首先是在我１１岁那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
我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本线装小说，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遗事》，其中的人
情世故，和我看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译笔十分通畅有力。从
那时起我就迷上了林译小说，只要自己手里有一点钱，便托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以后我进
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
林译的《黑奴吁天录》，《大卫·考伯菲尔》不如林译《块肉余生录》那么生动有趣：也许
一来是“先入为主”，二来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
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
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
的。除了遵从“上头”的命令之外，我也从来不转译诗，我怕转译万一有误，我再把误译的
译了出来，我就太对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译的第一部诗，是叙利亚的诗人纪伯伦的《先知》。
这本诗是我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看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
辞，使我十分激动，我立刻把这本散文诗译了出来。后来我又译了他的另一本短诗《沙与
沫》，内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译诗，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这本诗集中的第５１首，在印
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它给我的感受同纪伯伦的《先知》一样，只是泰戈尔比纪伯伦更多
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著译选集》第三册来看，一本６７７页的译诗中，只有两首是西方人写
的，一首是美国杜波依斯的《加纳在召唤》，杜波依斯是美国的黑人，也是受压迫的少数民
族。
他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２年曾两度来到中国，他说：“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
的友谊和同情。”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人，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员，也到过中国。我
译了他写的一篇小说《巡逻》，讲的是德国法西斯分子侵略阿尔巴尼亚时的故事。
总起来说吧，无论是叙利亚，印度，加纳，朝鲜（根据１９６３年朝鲜作家访华代表团
团长崔荣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尼泊尔和马耳他的诗人的诗中，都充满着强烈的爱
国主义和愤怒反抗的呼吼，因为他们都受过或还受着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也正是为此，
而特别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１９９０年２月３日（本篇最初发表于《外国文学评
论》１９９０年第２期。）致宫玺
宫玺同志：
您十一月廿九日的信，早就收到了，只因春节前后，亲友来得特别多，信都写不了，请
千万原谅！
我已从卓如同志那里，听说夫人仙逝。您在万忙之中，还在整理我的文集，真不知如何
致谢！
您和两个小孩子一起生活，不知孩子年龄多大？什么性别？能帮您忙否？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