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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的目的是一样的。
现在的新中国有十亿人口，居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中国十亿人口中又有两亿七千万
的儿童，他们心理是否健康，胸襟是否阔大，和世界人类的未来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中国对
于儿童文学也特别重视。现在中国全国和各省份的作协中就有将近两千人从事儿童文学创
作。近年来文化艺术发展迅速。十年来共拍摄了儿童电影七十多部，获二十四次国际奖；全
国有儿童剧院二十多处，仅１９８６年中央电视台每周就制作了少儿节目三百三十分钟；全
国儿童刊物有一百九十多种，每月都有二百多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问世。
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童话、儿童剧之类的文章，只有时给儿童们写些书信。但是从我写
《寄小读者》起，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我每天几乎都得到一两封儿童的信，他们对我述说
他们的学习和课外活动，欢乐和苦恼……说的最多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想做怎样的人，他们
将来的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他们将来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家和世界是他们立志要
建设的。他们的理想，总起来说，就是“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这八个字：我深深地感到这
都是中国儿童文学作者所培养出来的成功之花。我更因为我国有这么多的以“世界和平，人
类进步”为自己将来努力的目的的两亿七千万的中国儿童而感到无限的自豪！１９８７年６
月１日儿童文学专号”。）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我还在燕京大学教课，得了重感冒住在女校疗养所里。院里只有一
位美国女大夫和两位服务员。
大夫叫她们为舒妈和富妈（这大夫和服务员只照看轻病的人，一般较为严重复杂的病，
就送到协和医院去了）。这两位服务员都是满族，说的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舒妈年纪大一
些，也世故一些，又爱说爱笑。富妈比较文静，说话轻声细语地。我总觉得她和舒妈不同，
每逢她在我身边，我的脑中总涌上“大人家举止端详”这一段词句。
有一天她忽然低声问我：“谢先生，您结婚后用人吗？我愿意给您帮忙。”我说：“那
太好了，就是我们家里就两个人，事情不多，而且人家已经给我们介绍一个厨师傅了（那时
在燕大教师家里的大师傅一般除做饭外，还兼管洗衣服、床单……收拾楼下的书房客厅等
等）。楼上我们卧室什么的，也没有什么重活……”她说：“我能给您做针线活。您新房子
里总得有窗帘、床单、桌布什么的，我可以先给您准备。”这方面我倒没想到。那时候燕大
指定给我们盖的小楼——燕南园６０号，已快竣工了。我感冒好后，就和她到我们的新居，
量好了门窗的尺寸，楼下的客厅兼饭厅想用玫瑰色的窗帘，楼上的卧室用豆青色的，客房是
粉红色的（那种房子一般是两重帘子，外面是一层透明的白纱布，里面只是一道横的短帘和
两边长的窄窄的长帘，这里层的帘子是有颜色的）。我就买了这几色的苏州棉绸，交给了
她。那年的六月十五号，我同文藻结婚后，就南下省亲，我们到了上海和江阴的家，暑假之
前赶回上课时，富妈已经把这些窗帘都做好，而且还做了各间屋子里的床单，被单都用的是
白细布又用和窗帘一色的布缘了边，还“补”上一些小花，真是协调雅淡极了！我们把房子
布置好了以后，她每天就只来一个上午，帮我们收拾房间。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们的大儿子
吴平出世后，她就来帮我带孩子，住在我家里，做整天的活。那时文藻的母亲也来了，就住
在原来的客房。我每星期还有几堂课，身体也不太好，孩子的照顾，差不多全靠富奶奶了
（她比我大十岁，自从她到我们家工作，我们就都称她奶奶）。说起来她的身世也够凄凉
的，有人说她是满族松公爷的堂妹，家道中落，从九岁起就学做种种针线活，二十岁又嫁黄
志廷做续弦，黄志廷是清华学校校警，年岁比她大许多，她生了六个孩子，都早夭了，最后
一个女儿活下来了，起名叫秀琴，是她的宝贝。她出来工作，自己指“富”为姓。她有心脏
病，每星期必到燕大医院去取一次药水，但她还是把孩子的衣服（除毛衣外）全部揽了去。
她总把孩子打扮得十分雅气，衣领和袖子上总绣上些和毛衣的颜色协调的小花，那时燕大中
美同事的夫人们，都夸说我们孩子穿得比谁都整齐，其实都是富奶奶给他们打扮的。
一九三五年我的女儿吴冰出世了，也是她照应的，吴冰从小不“挑食”，长得很胖，富
奶奶对于女孩子的衣着更加注意，吴冰被推着车子出去，真是谁看谁爱。一九三六年，是文
藻的休假年（燕大的教授们是每七年休假一次），我们先到日本，又到美国代表燕大祝贺哈
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以后又到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文藻自己又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
大学，研究他们的导师制度，我那时正怀上了吴青，就在法国留下，在巴黎闲住了一百天。
那时文藻的母亲虽然也在北京，但两个孩子的一切，仍是全由富奶奶照管。一九三七年我们
从欧洲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北京便沦陷了。因为燕大算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时还没有受到
惊扰，我们就仍在燕大教学，一面等待十一月份吴青的出世，一面做去云南大学的准备。因
为富奶奶有心脏病，我怕云南高原的天气对她不宜，准备荐她到一位美国教授家里去工作。
他们家只老夫妇二人，工作很轻松，但富奶奶却说：“您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走，就不放心，
我送您到香港再回来吧。”等到了香港，我们才知道要去云南必须从安南的海防坐小火车进
入云南，这条路是难走的！富奶奶又坚持说：“您和先生两个人，绝对弄不了这三个孩子，
我还是跟您上云南吧。”我只得流着眼泪同意了。这一路的辛苦困顿，就不必说。亏得在路
过香港时，我的表兄刘放园一家也在香港避难，他们把一个很能干的大丫头——瑞雯交给了
我，说是：“瑞雯十八九岁了，我们不愿意在香港替她找人家，不如让你们带到内地给她找
吧。”路上有了瑞雯当然方便得多，富奶奶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两人处得十分融洽。到
了昆明，瑞雯便担任了厨师的职务，她从我的表嫂那里，学做的一手好福建菜，使我们和我
们的随北大、清华南迁的朋友们，大饱口福。
我们到了昆明，立刻想把富奶奶的丈夫黄志廷和女儿秀琴都接到后方来，免得她一家离
散。那时正好美国驻云南昆明的领事海勇（Ｓｅａｂｏｌｄ）和我们很友好，他们常说云南
工人的口音难懂，我说：“我给你们举荐一个北京人吧。”于是我们就设法请南下的朋友把
黄志廷带到了昆明，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富奶奶的独女秀琴却自己要留在北京读完高中，在
一九四○年我们搬到重庆之后，她才由我们的朋友带来，到了重庆，我们即刻把她送到复旦
大学，一切费用由我们供给。这时富奶奶完全放心了，我们到重庆时，本来就把黄志廷带来
我家“帮忙”，如今女儿也到了后方，又入了大学，她不必常常在夜里孩子睡后，在桐油灯
下，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女儿写信了。说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富奶奶本来不会
写字，她总是先把她要说的话，让我写在纸上，然后自己一笔一划地去抄，我常常对她说：
“你不必麻烦了，我和黄志廷都会替你写，何必自己动笔呢？”她说：“秀琴看见我的亲笔
字，她会高兴的。”
我们到重庆不久，因为日机常来轰炸，就搬到歌乐山上住。不久文藻又得了肺炎，我在
医院陪住了一个多月，家里一切，便全由富奶奶主持。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病好
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这都
给富奶奶添许多麻烦，那时她也渐渐地不支了，也得常常倚在床上。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在
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的吴平，周末在大雨中上山，身上的棉裤湿了半截。富奶奶心疼地让他
脱下棉裤，坐在她被窝里取暖。她拿我的一条旧裤作面子，用白面口袋白布做里子，连夜在
床上给他赶做一条棉裤。我听见她低低地对吴平说：“你妈也真是，有钱供人上大学，自己
的儿子连一条替换的棉裤、毛裤都没有！”这是她末一次给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看我这病是治不好了，您这房子虽然是土房，也是花
钱买的，我死在这屋里，孩子们将来会害怕的，您送我上医院吧。”我想在医院里，到底照
顾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医院（就是现在的上海医院）还有许多熟人，我就送她下山，并让
黄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为她预备后事。正好那时听说有一户破落的财主，有一副做好的
棺材要廉价出卖，我只用了一百多块钱（《关于女人》稿费的一部分）把它买了下来，存放
在山下的一间木匠铺里。
到医院后不久，她就和我们永别了。她葬在歌乐山的墓地里。出殡那一天，我又大吐
血，没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儿和我的儿女们都去了。听说，吴平在坟前严肃地行了一
个童子军的敬礼后，和她的两个妹妹吴冰、吴青，都哭得站不起来！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参
加人大代表团到西南视察，路经四川歌乐山，我想上去看看她的坟墓，却因为那里驻着高射
炮队就去不成了。
黄秀琴同她的大学同学四川人李家驹结了婚，不久也把父亲黄志廷接走了。抗战胜利
后，我们回到南京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