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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旁边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们的儿子吴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
“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遗嘱：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骨灰投海。存款三万元捐献给中央
民院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
和近亲密友（只是他的几位学生）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小厅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有好
几位民院、民委、中联部的领导同志要去参加，我辞谢他们说：我都不去你们更不必去
了），这小型的告别会后，遗体便送到八宝山火化。九月二十九日晨，我们的儿女们又到火
葬场拾了遗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
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文藻逝世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我在《衷心的感谢》一文中
（见《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写过了。
现在总起来看他的一生，的确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当时绝大多数的
知识分子“同命运”的。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红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
章《引导知识分子坚持走健康成长的道路》中的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第四阶段上，讲得就非
常地客观而公允！
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知识分子工
作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主要表现是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以种种罪名排斥和打击了一些知识分子，使不少
人长期蒙受冤屈。这种错误倾向，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
步，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把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诬蔑为“反动学
术权威”，只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不提工农群众也要向知识分子学习，人为
地制造了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而重视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反被说成是搞
“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摧残知识分子成为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从心里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伟大、英明、正确的无产阶级政
党，是一个“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惜的是文藻没能赶上披
读这篇文章了！
写到这里，我应当搁笔了。他的也就是我们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没有感到丝
毫的不足。要说他八十五岁死去更不能说是短命，只是从他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志愿
和我们的家人骨肉之间的感情来说，对于他的忽然走开，我是永远抱憾的！１９８６年１１
月２１日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因缘。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
“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
个很重要的字。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
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
知识。
到了八九岁，我会看课外读物了，不但爱看《三国》、《水浒》、《西游记》，还喜欢
看新小说。那时我的塾师是林伯陶先生，他让我造句，句造得“好”时，他就批上“赏小洋
两角”。我攒够了赏金，就请海军学校每天到烟台市取信的马夫，到市上的明善书局去买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大多数是林琴南先生译的小说，如：《块肉余生述》、《孝
女耐儿传》、《黑奴吁天录》等。这些书中的动人的句子，至今我还能背得下来！无疑这些
课外阅读对于我的作文，有很大的帮助。我得的奖赏愈多，我买的书也愈多。
十二岁以后我到了北京，那时我母亲定阅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也
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从这些杂志的文苑栏内，初次接触了“词”这个诗歌形式，并且
喜爱了它。
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
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
到了我入了大学，又开始写点东西，商务印书馆里又有了几位年轻的编辑，如茅盾、郑
振铎。我阅读的是《小说月报》，我写的小说也在那上面发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
（１９２３年）和第一本诗集《繁星》（１９２３年）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明年二月是商务印书馆九十周年，我自己现在也八十六岁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之中，
我的作品也在几个别的出版社发表过，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
忘的良师益友！１９８６年５月２日话说“秀才不出门”——我的一天自从做了不出门的秀
才以来，“能知天下事”的途径，除了阅读报刊杂志以外，就是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了。应
该说这些途径都给予我以很大的快乐和享受。我每天醒得很早，大约早晨四、五点钟就完全
清醒了，这时我想得最多：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事，我都想到了。
我的床边小桌上，放着一架小钟，枕边放着一个手电筒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
音机我记得是一九八○年春我最后一次访日时，一位日本朋友送的。冬天亮得晚，我用手电
照看，一到早晨六点，我就开始收听“科学知识”和“世界各地”节目，这些节目使我得到
许多新的学问和知识。
以后再听“新闻和报纸摘要”，才起来梳洗。用过早餐，写了头一天的日记，七点半我
又躺下休息，准备上午应做的事，如写信，见客或写小东西，休息时当然不会睡着，而这时
间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正是我最喜欢听的“人民子弟兵”节目，它不但报道了全国各地各
兵种战士们的动人的故事，还有历代名将的丰功伟绩。此后就是每天午后十二点半我再次休
息时，收听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有许多小说如《蹉跎岁月》、《倾斜的阁楼》、《新
星》等，我都是通过十分清脆而传神的播音员口里听来的，似乎比自己看书时还带劲！再就
是夜晚入睡前九点四十五分的“体育新闻”了。我看电视，也最爱看球赛，只要有中国队参
加的任何一种球赛，我一场不“拉”！我在晚上从不写字或看书，除了看电视，也不作任何
消遣。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当然要看了，音乐会和赛歌会我也爱看，遗憾的是电视节目预
告的时间不如广播时间那么准确，广告和临时加入的短片也不少，好的故事片若是迟延了下
去，就会把我“每夜十点前一定上床”的时间打乱了。
总起来说。我们国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教育性很强，一般故事也很清洁健康。记得一
九八○年病前，我常参加访问团出国，在国外旅馆住着，夜里若不开会，我就喜欢独自关在
屋里看电视。国外的电视台很多，放映的时间也很长——大都从早晨六点到夜里两点。放映
的故事节目色情和凶杀的居多，中间还往往穿插许许多多的广告。因此每次从国外归来，在
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时，都觉得耳目一清！寄小读者的信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北京日报，它让我占用报纸的篇幅，来给小朋友们写一封公开的回信。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得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小朋友们的信。在这些笔迹端
整、文字流畅的信里，你们都殷勤地问起我的健康、生活和工作的情况，随后就告诉我你们
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也提出一些问题要我解答。有的信里还附带有你们自己写的
诗、文和画的图画；或是一条红领巾，甚至有小石子和花瓣。你们的每一封信都使我感到我
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世界上的被爱被关怀的人是幸福的，但我还记得有一句古语说：“施者
比受者更为有福。”的确，使别人感到幸福的人，他自己必然也会感到“付与”的快乐和满
足。你们问我的问题中，就有一条是“什么是幸福？”我怕我自己回答得不全面或不准确，
我查了《辞海》，上面就是说幸福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你们给我快乐时，你们自
己不也感到心情舒畅吗？
你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理想？”《辞海》上说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
有实现可能的想象”。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说长大了想当一个作家。我觉得只要你们不断地向
着这个目标“奋斗”，一面要勤奋地多写——每逢有使你感动的事情，你就抓住这激动的真
挚的感情把它写了下来。一面还要广泛地多读——多读一些古往今来的中外作家的作品，取
得叙述和描写的能力。写作时千万不要抄袭模仿，矫揉造作，也不要堆砌词藻、无病而呻。
只要你感情真挚，而且词能达意，写得多了，眼睛雪亮的广大读者，就会承认你是个有希望
的小作家。
你们读到这封信时，正是你们在过着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祝
贺你们节日快乐。你们这一代儿童，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你们从长辈们的手里接过来的节
日礼物，一定很多。我知道你们会永远记住“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条真理，除了以自己
“三好”的成绩来报答上一代人对你们的爱护与关怀之外，还把你们得到的礼物，尽量尽情
地和同代人一同享受，我想在这一天你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地快乐！
和你们同乐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１日给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的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