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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
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
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一九五○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
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
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
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
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
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
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
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头了一张
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
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
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
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
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写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
总理》一文中叙述过。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等，都被扬弃了竟达三十年之久。文
藻这时是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
主任。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
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这段详细的情况，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
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龙平平同志的《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讲
得很透彻，我这个外行人，就不必多说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
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
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
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
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
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
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
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
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九五九年十二
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错划予以改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
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
中还有许多年轻人和大学生。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文藻被划为右派后，接到了撤销研究室主任的处分，并被剥夺了教书权，送社会主义学
院学习。一九五九年以后，文藻基本上是从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发
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与费孝通（他已先被划为右派！）共同校
订少数民族史志“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
类词目撰写释文等，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并参与了校订英文汉译
的社会学名著工作。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
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我和他一样靠边站，住牛棚，那时我们一家八口（我们的
三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分散在八个地方，如今单说文藻的遭遇。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
石棉厂劳动，一九七○年夏又转到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这时我从作协的湖北咸宁的干
校，被调到沙洋的民族学院的干校来。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
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
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
和民院相熟的同人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
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
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
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将有访华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
八人，先被从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编译室。我们共同翻译校订了尼
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接着又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
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这是一部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
明史”的大作！那时中国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我很高兴地参加了这本巨著的翻译工作，从
攻读原文和参考书籍里，我得到了不少学问和知识。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
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
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
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
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
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各种学术研究又得到恢复，社会学也开始受到了重视和发展。
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动地参加了重建社会学的座谈会，作了《社会学与现代化》的
发言，谈了多年来他想谈而不能谈的问题。当年秋季，他接受了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的任
务，并在集体开设的“民族学基础”中，分担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教学任务。文藻恢复
工作后，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几年来我们对西方民族学战后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太少，就特
别注意关于这方面材料的收集。一九八一年底，他写了《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介绍了
西方民族学战后出现的流派及其理论，这是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传里最后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
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
出贡献。”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体力不济了。近几年来，我偶尔从旁听见他和研究生们在家里的
讨论和谈话，声音都是微弱而喑哑的，但他还是努力参加了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校阅
了研究生们的翻译稿件，自己也不断地披阅西方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新作，又做些笔记。一
九八三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
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一九八○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
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
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
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得到的政府各方面
特殊照顾的丰硕果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也是天然规律，文藻终于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后
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了。他的床前，一直只有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
在守护，我行动不便，自己还要人照顾，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时那样，日夜守在
他旁边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们的儿子吴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