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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
培养专业人才，请进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优秀的研究生去各国留学。
（“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专家和学生的名字和国籍只能从略。）（三）是提倡社区
研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会研究。”我只
知道那时有好几位常来我家讨论的学生，曾分头到全国各地去做这种工作，现在这几位都是
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在这里我不敢借他们的盛名来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体会到文藻那
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气”的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这里不妨再
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的。上面的七句是：马香
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亲，我让
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
（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
“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
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
问。“东升祥”的店员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
“他真是个傻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
后我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在清
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回来再说些正经的吧，“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
教会办的，那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大后
方的云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为
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中，我们只
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然后经香
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
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
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
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我的
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
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
就带着孩子们迁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
庐”，我在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
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位西南联
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翔和杨振声。这些苦中作乐的情
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讲座受到干扰，不能继续，同时在重庆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工作
的清华同学，又劝他到委员会里当参事，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并提出意
见。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到重庆去了。
到了重庆，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我和孩子们住在郊外的歌乐山，那里有一所
没有围墙的土屋，是用我们卖书的六千元买来的。我把它叫做“潜庐”，关于这座土屋和门
前风景，我在《力构小窗随笔》中也说过了。
我记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医院”也就是“上
海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他受到内科钱德主任的精心医治，据钱主任说肺
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个转折期，那时才知凶吉。
但是文藻那时的高烧一直延长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护士试过了他的脉搏，惊惶而悄
悄地来告诉我说：“他的脉搏只有三十六下了。”急得我赶紧跑到医院后面的宿舍里去找王
鹏万大夫夫妇——他的爱人张女士是我的同学——那时我只觉得双腿发软，连一座小小的山
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妇回到病房来时，看见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
站满了大夫和护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头看见窗前桌上放着两碗刚送来的早餐热粥，
我端起碗来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我觉得这以后我要办的事多得很，没有一点力气是不行的。
谁知道再一回头看到文藻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一身冷汗。大夫们都高兴地
又把被子给他盖上，说：
“这转折点终于来了！”又都回头对我笑说，“好了，您不用难过了……”我擦着脸上
的汗说：“你们辛苦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个多月过去了，却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来，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
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
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
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
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后，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关于这位高尚的人，
我将另有文章记述）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这时文藻躺在家里床上，看
到爬到他枕边的、穿着一身浅黄色衣裙，发上结着一条大黄缎带的小女儿吴青（这也是富奶
奶给她打扮的），脸上却漾出了病后从未有过的一丝微笑！
文藻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养病的人。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
团”去过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
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
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
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
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
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
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
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
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
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
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
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
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
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
事我都写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
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
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
也接触了当年在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
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
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
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据说有五个之多。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
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
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
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