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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酷爱读书和买书的人，每逢他买到一本有关文学的书，自己看过就寄给我。我
一收到书就赶紧看，看完就写信报告我的体会和心得，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的认真。
老师和我作课外谈话时，对于我课外阅读之广泛，感到惊奇，问我是谁给我的帮助？我告诉
她，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她说：“你的这位朋友是个很好的学者！”这些事我当然没有告
诉文藻。
我入学不到九个星期就旧病——肺气支扩大——复发，住进了沙穰疗养院。那时威校的
老师和中、美同学以及在波士顿的男同学们都常来看我。文藻在新英格兰东北的新罕布什州
的达特默思学院的社会学系读三年级——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二
年级——新罕布什州离波士顿很远，大概要乘七八个小时的火车。我记得一九二三年冬，他
因到纽约度年假，路经波士顿，曾和几位在波士顿的清华同学来慰问过我。一九二四年秋我
病愈复学。一九二五年春在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为美国朋友演《琵琶记》，我曾随信给他寄了
一张入场券。他本来说功课太忙不能来了，还向我道歉。但在剧后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处
——我的美国朋友家里——来看我的几个男同学之中，就有他！
一九二五年的夏天，我到绮色佳的康耐尔大学的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因为考硕士学位需
要第二外国语。等我到了康耐尔，发现他也来了，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时只说他大学毕业
了，为读硕士也要补习法语。这暑期学校里没有别的中国学生，原来在康耐尔学习的，这时
都到别处度假去了。绮色佳是一个风景区，因此我们几乎每天课后都在一起游山玩水，每晚
从图书馆出来，还坐在石阶上闲谈。夜凉如水，头上不是明月，就是繁星。到那时为止，我
们信函往来，已有了两年的历史了，彼此都有了较深的了解，于是有一天在湖上划船的时
候，他吐露了愿和我终身相处。经过了一夜的思索，第二天我告诉他，我自己没有意见，但
是最后的决定还在于我的父母，虽然我知道只要我没意见，我的父母是不会有意见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离波士顿较近，通信和来往也比较频繁了。
我记得这时他送我一大盒很讲究的信纸，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缩写的英文字母。他自己几乎是
天天写信，星期日就写快递，因为美国邮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这时我的宿舍里的舍监和
同学们都知道我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学王国秀，毕业后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信让我到纽约度
假。到了纽约，国秀同文藻一起来接我。我们在纽约玩得很好，看了好几次莎士比亚的戏。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文藻写了一封
很长的信，还附了一张相片，让我带回国给我的父母。我回到家还不好意思面交，只在一天
夜里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亲床前的小桌上。第二天，父母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我也更不好
问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
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这时他已应了燕大和清
华两校教学之聘，燕大还把在燕南园兴建的一座小楼，指定给我们居住。
那时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任局长。文藻到北京不几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兴
地接待了他，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又回他江阴老家去。从江阴回来，就在我家举行了简单
的订婚仪式。
年假过后，一九二九年春，我们都回到燕大教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
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之
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
树，全都让我来管。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
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
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
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
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
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
还礼之用。
朋友们都劝我们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们只住了一天就热坏了，夏天的西湖就像
蒸锅一般！那时刘放园表兄一家正在莫干山避暑，我们被邀到莫干山住了几天。文藻惦记着
秋后的教学，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满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关于这一段，我在
《第一次宴会》那篇小说里曾描写过。
上课后，文藻就心满意足地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下来，似乎从此就可以过一辈子的备课、
教学、研究的书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们两家多事之秋，我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逝世。他的母亲就北上和
我们同住，我的父亲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来。这时我的二弟为杰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剑群
也入了燕大读家政系。他们都住在宿舍，却都常回来。我没有姐妹，文藻没有兄弟，这时双
方都觉得有了补偿。
这里不妨插进一件趣事。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
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
在他的书桌上，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
每天要看了。”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
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
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上午，我们都在楼前赏
花，他母亲让我把他从书房里叫出来。他出来站在丁香树前目光茫然地又像应酬我似地问：
“这是什么花？”我忍笑回答：“这是香丁。”他点了点头说：“呵，香丁。”大家听了都
大笑起来。
婚后的几年，我仍在断断续续地教学，不过时间减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们的儿子吴平出世了。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吴
冰。我尝到了做母亲的快乐和辛苦。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几上，给孩子洗
澡。我们的弟妹和学生们，都来看过，而文藻却从来没有上楼来分享我们的欢笑。
在燕大教学的将近十年的光阴，我们充分地享受了师生间亲切融洽的感情。我们不但有
各自的学生，也有共同的学生。我们不但有课内的接触，更多的是课外的谈话和来往。学生
们对我们倾吐了许多生活里的问题：婚姻，将来的专业等等，能帮上忙的，就都尽力而为，
文藻侧重的是选送学社会学的研究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
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
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他在自传里提到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
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
性的安排。”因此在这一年他仆仆于各国各大学之间的时候，我只是到处游山玩水，到了法
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一九
三七年六月底，我们取道西伯利亚回国，一个星期后，“七七事变”便爆发了！
七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续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的。七个月过去了，中间编辑同志曾多次来
催，就总是写不下去！“七七事变”以后几十年生活的回忆，总使我胆怯心酸，不能下笔—
—说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书房里埋头写些什么，和学生们滔滔不绝
地谈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书架撂着的满满的中外文的社会学、人类
学的书，也没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气。要评论他的学术和工作，还是应该看他的学生们写的
记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应《晋阳学刊》之约，发表在该刊第六期上的他
的《自传》，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传里讲的是：他自有生以来，进的什么学校，读的什么功
课，从哪位教师受业，写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课程，培养的哪些学
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
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怪不得他的学生写悼念他的文章里，都说：“吴老曾感慨地
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我不能请读者都去看他的《自传》，但也应该用他《自传》里的话，来总括他在“七七
事变”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讲课，用他学生的话说是“建立‘适合我国国
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二）是
培养专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