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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写的是什么？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什么？等等，但笔下还是极其流畅和自由的。又如《往
事》，那都是我心版上深印的雪泥鸿爪，值得纪念，不记下可惜，这又是一种。还有的是一
人、一地、一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久久不释，如《尼罗河上的春天》，《国庆节前北京郊
外之夜》，《一只木屐》，写来也很自然而迅速。此外为追悼朋友之作，如追悼靳以、振
铎、老舍……也不需要打什么稿子，顺着自己的哀思，就写成一篇文章。最平淡的是游记或
是记采访的人和事，平平说来，像缓流的溪水，难得起一点涟漪。还有些顺时应节的文章，
如《每逢佳节》，《新年寄语》，也像端阳的粽子、中秋的月饼，没有什么特别风味，看了
题目，还记不起里面说的是什么。最差劲的是应了当编辑的朋友之约，限期索稿；写吧，没
有材料，不写吧，对不起朋友，于是乱拉题目，仓猝塞责，我想这本集子里，也可能有些这
类的文章。
总之，我这几十年来，写的散文比小说和诗都多，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散文是一种最方便
最自由的文学形式，“灵感”
或“任务”来时，都可以拿起笔来就写。写得好不好就另是一回事了。北京有两句很有
意思的谚语说：“会唱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我写的这些，还是留给会看的
人来评论吧！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梦的启发
我从一场好梦中醒来。
我梦见似乎是一位导游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一处楼上，一边说话一边拉开好几扇日本式
的、很轻的糊着纸的门，屋里忽然亮了。楼栏外是一些无际的闪烁荡漾的湖光！那位年轻人
说：“这前面是太湖，风景多美。你要是能回到这里来，有多少文章写不了？看你的东西还
不是都在这里？”我随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榻榻米上还摊着我的雪白的枕头、薄薄的被
子；矮几上还有我的纸笔和一把小小的画尺，当我拿起那一把小尺子的时候，我忽然醒了。
在开朗喜悦的心情里，我按亮了枕边的小电筒，看我枕边的小马蹄钟，时间是清晨四点
十分。我又闭上眼睛，微笑地回想梦中去过的地方：那里有纸门、有榻榻米，像是我在日本
的寓所，但那座楼前只有小巷，没有湖光。我在云南呈贡三台山上的默庐，书桌对面是几里
以外的昆明湖。我在重庆歌乐山的潜庐，可以看到的是山下十几里外蜿蜒如带的嘉陵江。这
个梦是把这几张画面重叠地放映了出来，给我布置了一个面对太湖，可以写文章的地方！
梦里的近在楼前的太湖，是我白天偶然注意到的墙上月历的一幅画面，而那把小尺子，
是我昨天在一张书桌上的笔筒中抽出来的，不知道让哪个小孩子弄折了。这张书桌本来是我
老伴的，如今是我女儿的了，因为现在她住进了这间屋子。
老伴被挤到我住的九平方米的小屋子来，和我合用一张书桌。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并排
坐着，一男一女，一人一个抽屉。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
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是否在我
的下意识里，曾希望眼前突兀着一张面湖的自己的书桌呢？真也难说！
据说一个人年纪大了，总是在回忆中过日子，想的、说的、写的，甚至做的梦也都是过
去的事。我愿意往另一个极端想，就是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总在是想望中过日子，想的、说
的、写的，甚至于做的梦也都是未来的事。理想原也是一个梦，一个青少年应该有自己的梦
想。梦想自己和国家和人类的未来，把自己认为是美好的许多光景，重叠地构成一幅最新最
美的画图，然后用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一辈子的努力，来把它实现、完成。那么，这种开朗喜
悦的心情，也不会小于我做的这一个好梦！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我看到一九八二年“红领巾读书奖章”活动的消息，从心底为小读者们感到幸福，你们
真是生在好时代啊！
我小的时候（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没有进过小学。
而且那时的小学里也没有少先队的组织，更谈不上什么“读书奖章”了，但是我的确从
读书上得到极大的快乐和益处，从书上得到的思想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我从小是个独游无伴的孩子，我又住在山边海角，白天还可以出去跑跑，晚上或刮风下
雨的日子，我就只好呆在家里了。感谢我的母亲，她从我三岁起，就教我识字，她将这把打
开“知识之宫”的钥匙交给我，我的生活就变得无比丰富。
那时候还没有专为儿童写的书，我所能得到的，只是大人书架上的那些小说。我看到的
第一部书是《三国演义》。这部书引起了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和对于古代英雄人物的向
往。我接着又看《水浒传》、《精忠说岳》和大人枕头底下藏着的“禁书”。那时正是一九
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我读到邹容写的《革命军》和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的刊物，如
《天讨》之类，都是抨击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警惕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危险等等。读了
使我悲愤激昂，使我从小就认为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大好河山，必须牢牢保住，而且要使它
富强起来。
从书中给我的这一点爱祖国的热情，又从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里，使我深深体会到了“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两句话里所包含的颠扑不破的真
理！使我为自己能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并愿尽我所能，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
应有的贡献。我的第一篇文章
问：能不能请您回忆一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是怎样在报刊上发表的？
答：现在想起来，天下真有极其偶然的一件事，就左右了你的一生！我在“五四”以
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以写作为业。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我由一个学生自治会的文
书，被派去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组，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审被捕的“火烧赵家
楼”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组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那天是大律师刘崇佑替学生作辩护，法庭
上是座无隙地。刘律师讲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后左右，掌声四起。从法庭回来，宣传组长让
我们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
那时我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走读生，每天只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同时一向只专
心攻读数、理、化学科，其他一切不闻不问，我更不认识什么新闻界人物。想来想去，我想
起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他是北京《晨报》的编辑。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比我几乎大二十
岁，我们都把他当作长辈。每逢我父母亲的生日，他必来祝寿，但对于我们姐弟，他都不大
答理。那时我们家看的报纸中有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我看《晨报》上的言论，对
于学生运动还是很支持的，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去试一试。从电话里就听出了他惊讶的声
音，仿佛觉得这个平常只在一边默默地递茶敬烟的小表妹，忽然打电话到报社来找他要登文
章，是个意外。他只说：“好吧，寄来我看看。”
我那篇像中学生作文一样的《听审记》，几天后在《晨报》上登出来了，那当然是借五
四运动的东风。但从那时起，放园表兄就常常寄刊物来给我看，如《解放与改造》、《中国
少年》等等。那时我自己的兴趣也广些了，看的书报也多了，我自己订阅的有《新青年》、
《新潮》等等。放园表兄劝我多写，我也想：许多刊物上写文章的都是学生，我又何妨试试
呢？再过些日子，我的以冰心署名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便出世了。这篇小说我拿到了
八元的稿费，弟弟们敲我竹杠，要我请他们逛“中央公园”，吃些茶点，还剩下一些钱，我
便买了纸笔。
从那时起我就断断续续地一直写到现在。我没有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也没有什么鸿篇巨
著，我只用这支笔，写我的随时随地的思想和感情，不过现在是越写越短小、越随便、越平
淡了。恐怕这也是自然规律。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致周达宝①
达宝同志：
得你信，给我带来一阵海风，十分感谢！我一切还好，只是行动不便，从得病起便没出
过门，在家除了看书，还是看书。请代问社友们好冰心四、十九
①周达宝，女，１９２８年生，湖北罗田人。１９５１年毕业于湖北省教育学院中文
系。１９５３年到《新观察》杂志社工作。１９６０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副编
审、编审。《梁容若集子》序
梁容若先生将他的旧作编成一本集子，嘱我作序，我和梁先生是新交，只知道他新从海
外回来定居，是一位平易恬淡的学者。我读了他给我看的《蓝天白云集》和《容若散文
集》，我看出他的闻见很多，兴趣很广，随笔写来，都自然有致，尤其在《故乡》一文中，
他再三强调乡土爱和国家爱，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住过台湾，住过美国，仿佛都
能随遇而安，但他还是觉得“祖国怀抱最温存”，于是以八十之年，翩然回到社会主义的祖
国。他不但自己回来，还招请国外的许多老友，让他们回来共度快乐的晚年，我认为这是梁
先生很大的贡献。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昨得来信，知书已收到，正好宗慈出差（一星期）到京，住在我这里。她知道你很好，
也很高兴，小弟也来过，可惜他们相左了。
我自知保重，希望你也保重，我们到底都老了。附上全家相片一张，今年夏天朋友替照
的，祝你好！
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