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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清癯的森本孝顺长老走进来对我们合十问讯，原来他是护送鉴真和尚的法像，从这里乘飞
机去上海的，我们热情地互祝“一路平安”。当那天晚上，我们和德岛的作家们座谈并观看
当地的阿波舞的时候，我就想：此时鉴真和尚早已踏上了他在一千二百年前离开的国土！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使得从事中日友好的人们，只用几百分钟，来飞越盈盈一水，而我
们的奠基人鉴真和尚，却用了十二年的时间，中间还经历了千灾百难。我们应该怎样地以他
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热忱毅力和忠贞形象，来鼓舞和鞭策我们自己呢？
我们是刚从鉴真和尚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日本奈良回国来的。日本朋友恳切地对我
们说：希望鉴真和尚在中国的故乡故都，接见过他的乡人国人之后，尽快地回到日本奈良
来。他是横跨中日两国国土上的一座最光辉灿烂的虹桥，在文化交流，往来如织的今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中日人民，都离不开他的“灵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致
巴金
老巴：
你的那封转来的黄裳同志的信和《先知》都收到了！我回来后不知为什么觉的累得不
行，睡眠也不好。得你信后总想写回信，也常回忆日本之行，我们这次的出国是愉快的！尤
其是我们的第二代，小林和吴青，那样地一见如故，通信寄东西的频繁，使我感到，我们所
常讲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八股，不是空话！一笑！
附上一纸，是给黄裳同志的，你给了我他的地址，但我仍寄到你那里，为的是让你看看
我给他写的字——亏得有那支日本笔，否则，我也懒去泡笔磨墨的。吴青谢谢你的书！
（你不要听她的，这孩子善于敲诈善心的老人！）昨天她又得小林一信，仿佛又很激
动。文藻问你好，你回来后写东西没有？这次，我的脑子里是空的，对于故人的回忆，把新
一点的都挤出去了！问小林夫妇好！亲亲端端。
冰心五、八、一九八○年一衣带水寄东邻
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四月，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对这一
点体会特别深刻。当我们访问结束离开日本的那一天，坐飞机从长崎到上海，只用了一百分
钟！当我的心仍然萦绕在日本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已经回到了中国的国土。我坐在从上海机
场到宾馆的汽车上，看到马路两旁，挂着中国的机关和商店的标志的时候，才蓦然感到已经
从日本回到祖国了。“一衣带水”，真是名副其实。中国和日本，我们这两个友好国家是多
么“亲”又是多么“近”呵！
早在一九二三年，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到过日本。回想起来，在过去的半个多
世纪中，我去过日本十次。因此，我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不但有学者、作家、大学生，而
且认识了许多工人、农民、渔民和从中国回去的日本士兵以及其他群众。这些年来，我在中
国接待过的日本朋友，更是不计其数。我们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始终绵延不绝，而且不断
地发展扩大。
这次访问日本，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是在我的耳边仍然不时地回响着中日友好
的声音。首先是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的千载一时的盛举。在扬州和北京先后举办了鉴真
大师像的展出。我回到北京以后，正好参加了这一盛大的活动。这使我欢喜而又兴奋。
谈起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我们不能不回忆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句话，就是“饮水
不忘掘井人”。鉴真和尚就是最坚定的重要掘井人之一。他以忠贞不移的信念，使得他在千
辛万苦的十二年之中，六次行程之旅，以双目失明之身，到达了“有缘之国”的日本，完成
了他的伟大的事业。鉴真和他的中日弟子们，在中日两国的文学、艺术、医药、建筑、雕刻
等多方面奠立了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合力创造、共同提高的基础。这个优秀的友好互助的
传统，一直传到现代。十九到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有志的青年学生纷纷到日本去留学，中国
文艺界的巨星，如鲁迅、郭沫若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在日本求学或者居住过的。他们和日
本人民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中日友好事业最重要的掘井人之一。这次在日本访问期间，我们
到京都岚山的龟山公园，参谒了“周恩来总理诗碑”。这座诗碑用的是京都东郊的坚硬的鞍
马山石，上面刻着周总理青年时期写的“雨中岚山”那首诗。我们献上花、敬过礼以后，仰
望这座巨大的石碑，默吟着这感人的诗句。我们真是感谢日本朋友，在这值得纪念的山头，
建立起这座丰碑，使得中日两国的朋友们，都能把崇敬周总理的心情，呈现在这座能够代表
乱流中的一根砥柱、模糊中的一点光明的诗碑上。
当时，我的思潮从这里飞卷下去：日本朋友们一直希望周总理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
订以后再到日本去看樱花的，遗憾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签订以后，我们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一九七九年，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副委员
长又访问了日本，都得到日本朝野一致的盛大欢迎。日本人民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这种盛情
厚意，中国人民不但从心底里欢喜、感谢，而且是深深理解的。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有着两千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当然，历
史有主流，有逆流，有斗争，有反复。一九七二年中日两国建交之后不久，周总理曾经指
出：“我们和日本是二千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二十多年的工作。”简短的三句话，
把整个中日关系史作了极好的概括。
“二十多年的工作”，每念及此，就会情不自禁地望见周总理留在中日关系史上巨大而
坚定的身影和足迹。二十多年来，中日关系在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下，虽然屡经波折，仍
然向前发展，并且导致了中日建交，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中日建交，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广阔的领域
里顺利地发展着。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体育，两国交流更加丰富多
彩，更富有实质内容。比如，两国很多城市已经结成了友好城市。这说明两国的友好合作已
经从中央发展到地方，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在日本访问期间，我深深感受到：日本朋友都很关心中国正在进行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新长征的壮丽事业。他们普遍表示愿意对此提供合作。有的还非常热心地提出许多具体建
议。
这次，华国锋总理到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必将是一次新的动力，把中日友好事业推进到
一个新的阶段，使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更加蓬勃发展。自传
我原名谢婉莹，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的福州
（我的原籍是福建长乐）。一九○一年移居上海。当时父亲是清政府的海军军官，担任副舰
长。
一九○四年，父亲任海军学校校长，我们移居烟台。我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我特别
喜欢大海，所以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经常有关于海的描写。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我父亲辞去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全家便又回到了福
州。我在山东时没有进过小学，只在家塾里做一个附读生，回到福州后，进过女子师范学校
预科。
中华民国成立，父亲到北京就任海军部军学司司长，一九一三年，我又随家到了北京。
一九一四年我进入教会学校北京贝满女子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进了协和女子大学，
学的是理预科，因为母亲体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学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时我在协和女子大学学生会当文书，写些宣传的文章。
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我开始写一点东西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由于过多的宣传
活动，使我的理科实验课受到影响，这时我只好转到文学系学习。这时协和女大已并入燕京
大学。
一九二三年我从燕京大学文科毕业，得了文学士学位，并得金钥匙奖，又得到美国威尔
斯利（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Ｃｏｌｌｅｇｅ．）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学习英国文学。
血疾复发，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
一九二六年夏读完研究院，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一九二一年后，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我的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一九二六年
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一九三二年，北新书局出版《冰
心全集》，分集出版的有《往事》、《冬儿姑娘》等。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我先到了昆明，一九四○年又到重庆，曾用“男士”的笔名
写了《关于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后由开明书店出版。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到了日本。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
学）教“中国新文学”课程。
记得这时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日本的报刊和东京大学校刊上。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祖国后，写了《归来以后》等作品，我的创作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散文集《冰心小
说散文选》、《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小桔
灯》、《晚晴集》等。
一九五八年又开始写《再寄小读者》。
一九五四年以来，我曾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