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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也预备了一些奖品，如扇子、笺纸之类。赛诗会总是晚上在我们书斋里举行，我们都
坐在一边旁听。现在我只记得父亲做的《咏蟋蟀》一首，还不完全：床下高吟际小阳笑尔专
寻同种斗争来名誉亦何香
还有《咏茅屋》一首，也只记得两句：…………久处不须忧瓦解雨余还得草根香
我记住了这些句子，还是因为小舅舅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他做诗也解脱不了军人的本
色。父亲也笑说：“诗言志嘛，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当然用词赶不上你们那么文雅了。”
但是我体会到小舅舅的确很喜欢父亲的“军人本色”，我的舅舅们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们
在赛诗会后，往往还谈到深夜。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谈些什么。
小舅舅每次来过暑假，都带来一些书，有些书是不让我们看的，越是不让看，我们就越
想看，哥哥们就怂恿我去偷，偷来看时，原来都是“天讨”之类的“同盟会”的宣传册子。
我们偷偷地看了之后，又偷偷地赶紧送回原处。
一九一○年我的三弟谢为楫出世了。就在这后不久，海军学校发生了风潮！
大概在这一年之前，那时的海军大臣载洵，到烟台海军学校视察过一次，回到北京，便
从北京贵胄学堂派来了二十名满族学生，到海军学校学习。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运动会上，
为着争夺一项锦标，一两年中蕴积的满汉学生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了！这一场风潮闹得很凶，
北京就派来了一个调查员郑汝成，来查办这个案件。他也是父亲的同学。他背地里告诉父
亲，说是这几年来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亲是“乱党”，并举海校学生中有许多同盟会员—
—其中就有萨镇冰老先生的侄子（？）萨福昌……而且学校图书室订阅的，都是《民呼报》
之类，替同盟会宣传的报纸为证等等，他劝我父亲立即辞职，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父亲
同意了，他的几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递了辞呈。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他
所创办的海军学校，和来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我也告别了我的耳鬓厮磨的大海，离开
烟台，回到我的故乡福州去了！
这里，应该写上一段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在这年
的十月十日发生了！我们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在抢着
等着看报。报上以黎元洪将军（他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不过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
轮）署名从湖北武昌拍出的起义的电报（据说是饶汉祥先生的手笔），写得慷慨激昂，篇末
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这时大家都纷纷捐款劳军，我记得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
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
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１９７９年７月４日清晨年１月
出版。）等待
我拿起话筒，问：“×楼吗？请你找××来听电话——我是她母亲。”
听到最后一句话，对方不再犹疑了。这位从未识面的同志，意味深长地带着笑声说：
“她走了。她留话说，她还是和往日那样，回家去吃晚饭，她还会给您带‘好菜’来呢！”
我问：“她是一个人去的吗？”
“不！她和她姐姐，还有她们的孩子，都去了，还带了照相机。”
我放下话筒，怔怔地站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不放心……我又放心，说到底，我放
心！
昨天晚上，我们最好的朋友老赵来了，说：他的一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
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
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
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
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
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爱听我们的祷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
包，说：“爷爷，姥姥，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
“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
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
样地挽臂徐行了！四十七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
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进了公园，看不到几个游人！春冰已泮，而丛树枝头，除了几棵松柏之外，还看不到一
丝绿意！一阵寒冷寂寞之感骤然袭来，我们在水边站了一会，就在长椅上坐下了。谁也没有
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
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幅壮丽庄严的场面，唱
出了一首首高亢入云的战歌……
这时忽然听到了沉重的铁锤敲在木头上的声音，我吃惊地抬头看时，原来是几个工人，
正在水边修理着一排放着的翻过来的游船的底板。春天在望了，游船又将下水了，我安慰地
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
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花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
回头向着我们叫：“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
等到了！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大雨之晨。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
我早年是想学医的，并没有想到要写作，更没有想到要搞儿童文学。我是一心一意地想
学医，数理化成绩也不错。另外，我对汉文也并不十分喜欢。因为中学里的汉文课，并不能
满足我的需要。
后来爆发了五四运动。那年我十九岁，在女学界联合会任宣传工作，参加了这个伟大运
动，因而，理科的功课，特别是实验室的功课旷了许多。同时我开始对写作发生了兴趣，就
把五四运动经历的所看到、听到的一些社会问题，写成了几个短篇小说，在北京的《晨报》
上发表。
一九二三年我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求学，当时北京《晨报》开辟了“儿童世界”一栏，他
们叫我在留美期间给孩子们写稿，这就是我写《寄小读者》的经过。
我在家时整天在孩子中间，家里我是大姐姐，我有三个弟弟，他们的朋友也很多，一群
一群的到我家玩耍，多的时候达一二十个，我很喜欢他们，我为“儿童世界”写的《寄小读
者》就是给他们看的。
我远渡重洋到美国后，又生病住了医院。在我孤寂清闲时，就很想家，想祖国，想亲
人，也想少年朋友们，就更想给孩子们写东西。这个医院有一所儿童分院，我也有机会去接
触他们，了解他们，并写了他们。出院后，几乎与孩子们隔绝，没有生活，只好写点自己抒
怀的东西，写到后来，觉得不成功，也就没有继续下去。
《再寄小读者》写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当时在作协开了一个会。作家们互相挑
战，有的说要在一年里写出几个剧本，有的说要写几本小说，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就来一
个《再寄小读者》吧！”我满口答应了。
一九五八年前后，我出国的任务比较多，就觉得我应该给广大的孩子们写些国外的见
闻，来增加他们的知识和对于外国的了解。因此，《再寄小读者》的内容，大都是反映与各
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以及外国的山川人物，其中也有反映我们祖国社会新风貌，和我自己的新
感受。
《三寄小读者》是写于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为儿童写作的意义，也愈来愈明确了。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不能写，也不敢写，更没有兴趣写。现在不同了，在拨乱反正、人
心思治的形势下，我们九亿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挺进，而我国今日的两亿儿童，正
是二○○○年的生力军和主人翁。
这些孩子是刚从“四人帮”一手造成的黑暗、邪恶、愚昧的监牢里释放出来，来接触清
新的、耀眼生花的民主与科学的光明、善美、聪慧的空气和阳光！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来珍
惜和培育这些蓓蕾，一面扫清余毒，一面加强滋养，这无比艰巨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我
们这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上，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
业。我们必须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时机，勇敢而愉快地担负起这无比光荣的责任。我的能力和
岁月都很有限，但是瞻望将来，我觉得我必须为创作儿童文学献上我的全部力量！
搞儿童文学要不怕别人讥笑、议论。有人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儿科”、“下脚料”来对
待，这是不对的。其实，“小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