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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
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
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
这时，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
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
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就写的是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
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
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了“少奶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
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
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
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
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去焦思苦想出死
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
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
出来。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来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
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还彼此传阅。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
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
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而在《晨
报副刊》上登出来的时候，在“冰心”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
的，我打电话去问时，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
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
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
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写
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是：我写《繁星》
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
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
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
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
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
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
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
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
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
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那时没有也不可能
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涸了，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
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
和激荡。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
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
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
上了“七七事变”！
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
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
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
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
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
朝气蓬勃的祖国！
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都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
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知识分子们的旧友重逢，也都说：
“好容易盼到了自由独立的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改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为新社
会服务！”
感谢党的关怀和教育，使我有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有了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
会，这中间我还访问了好几个友好的国家和人民……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
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引吭高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歌颂创造我们
幸福生活的英雄人民，我描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地生活的新生一代……这些作品多半是
用散文的文学形式写下来的。我在一九五九年写的一篇《关于散文》的文章里，曾这样地说
过：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最众多的国家……不管他写的是“铭”，是
“传”，是“记”，是“书”，是“文”，是“言”，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散文又是短
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光彩辉煌的跃进时
代。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业和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形象，像一声巨雷、一闪明电在你耳边眼
前炫耀地隆隆地过去了，若不在情感涌溢之下，迅速地把它抓回、按在纸上，它就永远消逝
到无处追寻。……要捉住“灵感”，写散文比诗容易多了……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
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尖利活泼得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
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光华四射，作者自己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写出了我对于散文这个文学形式的偏爱，和怎样适宜反映我们的沸腾多彩的时代。
同时，我有自知之明！我为生活和文学修养所限，使我写不出好诗、好小说、好剧本……
我写散文也可以说是逼上了梁山。但是我还是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梁山水泊。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
起，我才重新拿起笔来。也就是这一年，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掀起过五四运动的天
安门广场上掀起了！这是一场声势更大威力更猛的、光明同黑暗的决定中国前途的殊死搏
斗。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新生一代，以汹涌的人潮，巍峨的花山，浩瀚的诗海，来悼念我
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中流砥柱——敬爱的周总理，来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要求民主
与科学，来反对“四人帮”，来杀出一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在党中央领导下，浩浩荡荡的革命人民，把万恶的“四人帮”
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惊喜交集之中，我感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十年来，参加过“五四”的文艺界朋友，有的已随着时光一同流逝。最近的十几年，
经过“四人帮”的雨打风吹，更是所余无几了。但是我想，第二次解放的胜利，来之不易。
我们躬逢其盛，就应该有“志在千里”的精神，借“四五”运动的强劲东风，做些我们
力所能及的工作。“四人帮”粉碎了，日月重光，在党所指引的四个现代化的长征路上，也
还需要我们这些老兵。我一直是喜爱儿童的，年纪越大，越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孩子们说说，
因为这次的新的长征，远之，受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严重影响；近之，受着林彪和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征途决不是平坦而容易的！作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我想用
书信的散文形式，把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和现在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
看法，对二十一世纪四个现代化的执行者谈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讨论，
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近将来的写作的计划和方向。
从“五四”到今天，正好是一个“甲子”。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
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挥笔不已！一九七
九年四月十日集》。）
写作文要有科学态度——给小朋友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小朋友：
近来，常常得